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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對博物館觀眾視覺認知影響之研究

為了解決佩洛西訪台中國反應的問題，作者吳翎瑋 這樣論述：

「光」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自然光因季節與時間的轉換而有所變化，也因天候的陰晴而呈現不同的面貌，視覺上的感受更是不同。近年來，博物館逐漸將自然光導入展示空間之中，讓觀眾在最自然與舒適的照明環境下參觀。不過，自然光導入展場，除了考量文物保存維護外，也需關切觀眾視覺上舒適的問題。光在展場中扮演的角色不單只是為了看清物件，還兼具有氣氛的營造、空間的區隔以及主從的強調。 然而，藏品威脅與觀看最佳手段是極端的兩難問題，本研究宗旨在於瞭解自然光運用在博物館的適切性以及自然光在博物館展示中對觀眾視覺認知的影響，透過文獻探討整理幫助瞭解光與視覺的關係、博物館中光環境的需求以及博物館中展示照明相

關的知識。藉國內外的現況瞭解目前博物館使用自然光的情形，再以奇美博物館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個案調查。研究方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採現場自然光作為照明相關數據的蒐集，以便後續推敲自然光運用在展示中作為照明的適切性；瞭解自然光導入後展場的光源變化，與第二階段所蒐集的觀眾問卷的量表與半結構式訪談對照，從而得知自然光在博物館展示中對觀眾的視覺影響狀況。 依據本研究分析結果，歸納並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瞭解現今博物館使用自然光的情形與運用狀況；探討由環境到人，自然光運用在博物館展示時的優點與限制；藉由第二階段研究資料蒐集驗證自然光運用於博物館展示時對觀眾視覺所帶來的影響，並進一步瞭解觀眾的視覺需求與視

覺感受，冀望提供博物館相關從業人員，未來進行展示照明相關研究之參考，也希望藉此研究能有投石問路之效，對未來博物館照明研究提供建議與不同的視野。

蔣渭水形象及其歷史再現

為了解決佩洛西訪台中國反應的問題，作者黃信彰 這樣論述：

蔣渭水（1890—1931）一生倡立4個深刻影響全台灣的重要事業；其一為史上第一個全台性的文化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其二為第一份台灣人的報紙「《台灣民報》」，其三為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政黨「台灣民眾黨」，其四為第一個全台性的工會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從紀念活動的廣泛、高速公路的命名，以及國幣肖像的選任等當代歷史人物形象的再現頻率來看，毫無疑問地，蔣氏確為一位近年來在台灣社會異軍突起，並且最受矚目的本土歷史人物。然而，在這些不斷被「書寫」與「重寫」的再現過程中，歷史再現的蔣渭水究竟具有哪些形象？以時序刻度觀察蔣渭水逝世後的數十年時光，則有階段性的概略性形象再現演變。蔣渭水逝世後，在日本軍國主

義的戰爭動員要求下，曾經撼動殖民政權的蔣渭水，其在世行誼竟幾乎蒸發般地在台灣日據後期歷史中消失，在這段時間的情治機關操作中，蔣渭水幾乎成為台灣社會不敢提起的「共業」。直到戰後回歸大中華圈的年代裡，雖然仍為大部分台灣人不敢大肆張揚，或者無從認知的遺忘意志，但卻被高舉中華民族大纛的血脈相連主義者，以籠絡性的紀念活動被短暫提起而成為朝野的「共榮」。其後，在威權統治的年代中，蔣渭水亦在特殊的時節裡被執政者和部分黨外運動人士，以「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的特殊形象而被奉為反抗意識的「共祖」。依據霍爾（Stuart Hall）之見，文本／語言是文化上表達思想、觀念和情感的價值以及意義的主要載體，並被作為一種

再現系統的基礎來運作；透過文化和語言，意義才得以被生產、循環。是以，歷史人物的形象再現，潛藏著權力位置和文化資本佔有的內涵。此外，透過徵候式閱讀，解析文本中的難言、沈默與缺席，則有助於發掘作者為文的真正內心，此為本論文主要操作的文本閱讀方式，亦為筆者藉著紀錄蔣渭水之文本及相關歷史登載來發掘其面貌呈現之主要研究策略。本論文《蔣渭水形象及其歷史再現》，研究主軸為針對蔣渭水1931年身歿後所受之哀榮與評論進行討論，研究範圍係起自1931年蔣渭水謝世，迄於1979年底的近50年間，相關人等曾為他撰寫之學術研究、一般評論、史傳記載等文史資料為主要觀察標的，並輔以專對蔣渭水為主述之新聞報導、追思活動、辯論

會、紀錄片、紀念圖騰（例如國幣發行、紀念公園成立、道路命名、紀念團體）、文物特展、海報文宣、紀念歌曲與音樂劇本等為參考，俾以視為後人「再現╱建構」蔣渭水形象之文本，進而整理分析出前揭形象下，在不同時期中「各取所需」的蔣渭水。從本論文中發現，歸納眾多參與「蔣渭水形象再現」者，其潛意識中文本之意義生產的屬性，即牽涉到近百年來台灣人階段性個人想像需求、國族意識、文化共享意義與歷史建構過程等多重象徵意義的討論；換言之，自1931年蔣氏的肉身殞落消逝之後，其精神形象卻經由同志、追隨者、統治階層以及後世人的文本生產，著手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再造；經由本論文的觀察，更發現到不同時期的蔣渭水形象接受史，其實正反映

出各時代台灣人在不同歷史進程中、不同權力位置的需求史。如此的觀察除了有助於瞭解台灣社會中關於蔣渭水形象再現的轉向，同時對於文本明言與未曾言明之間的歧異，以及與受到隱藏的深層訊息也有所揭露，應當足以相當程度地還原文本作者被壓抑（或自我壓抑）的書寫意圖。此外，就文化研究角度來看，本論文之實證成果，也反映出一個曾遭多重殖民的現代化多民族國家與人民，其所呈現出的重層歷史記憶與多元國族想像。因而吾人得以見到在過往的歷史再現軌跡中，於不同歷史情境與個人需求下均生產出迥異的蔣渭水形象，甚至還幾度牽涉到形象詮釋權的爭奪，蓋每一位權力書寫者似乎都試著以一己之論為言，塑造屬於自己心目中的蔣渭水形象；此情斯景，不論

日本殖民時代、戰後初期，以及鄉土文史崛起的1970年代皆然。例如，日治時期統治階級為取得壓制反殖民陣營正當性，刻意營造出蔣渭水破壞內台融合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形象」，以資對抗蔣氏同志口中「台灣人的救主」所凝聚的反對力量；戰後國民政府與黨外反對團體則均藉著蔣渭水的「革命家形象」，假意攻訐早已不在場的「日寇」，俾以型塑政治立場上居於對立位置的他者形象；在反殖民同志思慕華年的日記與回憶錄中，蔣渭水的英年早逝誠然是個人「映襯與期待」的完美形象；此外，在1970年代蔣渭水傳紀中被生產的「先覺者角色」，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則又因為政治需求而更加強化為「台灣的孫中山」的「追隨者形象」。然而，正是這些時代氛圍與歷史

需求差異，催化推擠台灣社會生產出依照不同目的所建構之各類型蔣渭水形象。由於眾多敘事位置與生產目的之不同，本論文遂得以在各章節中討論出更細部、更多樣的蔣渭水形象刻畫；筆者斷言，這些不同的歷史敘事及人物再現工程所指向的，正是各個時代氛圍與歷史需求差異，逐步催化、推擠、累積、建構台灣社會生產出各類型蔣渭水形象。在本論文的結論中提出，經整理各個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與不同位置下所再現的蔣渭水形象後，吾人發現有關蔣渭水的歷史敘事，經常都是各作者基於不同需求與不同目的所生產之文本。因此，如果以「蔣渭水作為方法」來討論，即必須消解蔣渭水的實體存在，而這是否表示當代並不存在客觀而真實的「蔣渭水」？僅只存在著將「蔣

渭水」作為思考台灣歷史議題的媒介後，所衍生的形形色色歷史議題？若然，何來如此龐大而多樣的「文本」？何來如此重層而矛盾的「形象」？事實上，只是「使用」蔣渭水的方法與目的各有不同罷了。於是，本論文最後還原出來的是數十年來蔣渭水形象被如何再現，以及反應出各種思考台灣歷史議題者的不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