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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化學物質風險管制法律體系之建構—以管理、評估與溝通為中心

為了解決冠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廠的問題，作者劉昊宇 這樣論述：

化學於科技化的時代下，可謂為所有產業發展前之基礎，而科技的迅速發展伴隨產業間的相互競爭，使化學物質之使用量大幅上升，亦造成環境莫大的壓力，同時也提高人體健康的風險。對於當今日新月異的風險社會，法律該應如何面對、處理及管制科技所帶來的新興風險議題，值得深入研究。化學物質之管制已由傳統的危險防禦，轉換為預防與預警的概念，而當確定化學物質之風險時，制度上應基於預防原則進行風險管理，但化學物質亦有不確定風險，故制度上應基於預警原則，執行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因此，本篇將由化學物質之風險與法律原則開始探討，藉由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法，瞭解我國現行化學物質管制之法律體系，再以人體健康與生態風險評估為研究探討

，最後以風險溝通作為風險管理與風險評估之整合，期許得以本篇結論與建議，建構更為完善之化學物質風險管制法律體系。

以風險溝通角度檢視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之法制問題

為了解決冠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廠的問題，作者戴妤 這樣論述：

因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進度停滯、高放射性廢棄物燃料池接近爆滿，最終處置作業刻不容緩。雖然《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作為我國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之主要法制基礎，從選址過程中卻發現，風險溝通於法制與現況的實踐並不足夠，法制亦無法發揮其制度設計之功能。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解決現行法制與實際運作結果之差距，並以風險溝通檢視法制之基礎。為了以風險溝通檢視法制，首應建構風險溝通之法理基礎。本文從風險溝通意涵與目的所涉及的憲法上基本原則、資訊公開請求權、生存權與環境權等基本權，以及正當行政程序來闡釋，作為我國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法制之核心要件。本

文亦從國際公約、歐盟指令與德國立法例來檢視風險溝通如何呈現在比較法中，作為我國未來修法或立法之參考。再者，本文點出現行法制之問題，包括風險溝通機制不足、聽證制度不完備以及地方性公投作為風險溝通機制的疑義等。對此，本文建議應可從以下面向進行改善，包括法制上盡可能提前履行風險溝通、不應區分聽證制度的適用情形、建構司法救濟制度保障公眾基本權，並可導入審議式民主與公民會議制度，確保法制符合程序正當與實質正當之要求，以實質履行風險溝通。最後，本文認為未來法制修正或立法時，應秉持「正視風險溝通為法制之核心要件」、「以公開透明及公眾參與為風險溝通之實踐基礎」為原則，盼能有效解決我國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選址法

制與實際運作面臨風險溝通明顯不足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