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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執法合作：機制與實踐(二版)

為了解決刮刮樂2000一本幾張的問題，作者何招凡 這樣論述：

　　本書探討全球化趨勢下應該具備的執法合作思維、國際合作對抗跨國犯罪之策略、機制、困境與趨勢、具體的國際執法合作措施以及執法合作衍生的問題。作者大量援引其親身參與之個案，使得作品因而產生入木三分的效果，讀來使人有身歷其境之感，絕不是一部只做靜態資料堆砌的書籍，而是一本到位的國際執法合作專書及有生命的作品。 　　本次修訂再以我國請求英國引渡林克穎等與我國有關之打擊跨國犯罪案例，探討引渡、司法互助與執法合作之實際運作，以實踐探討機制，將更有助於瞭解國際合作打擊跨國犯罪之機制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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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詐欺犯罪之政治經濟分析

為了解決刮刮樂2000一本幾張的問題，作者張維恩 這樣論述：

兩岸關係隨著科技進步、經貿發展、互賴程度加深，讓資訊流通更加快速，電腦、手機幾乎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這一方面這為人類社會帶來便捷，但也因為資訊產品的普遍性、便利性、快速性以及隱匿性等特徵，而有越來越多不法之徒利用科技作為犯罪的途徑，海峽兩岸的詐欺犯罪猖獗便是一例。本研究運用質性的歷史研究法，透過詐欺犯罪相關的歷史資料，包含官方次級資料以及報紙等文件，依事件發展的過程進行分析與研究。另外搭配訪談法，以彌補一些文獻上較缺乏關注的議題或論述，同時增加本研究的實證性。本文的研究架構，首先提出研究動機與目的，希冀探討台灣詐欺犯遣返問題的政治或經濟因素，以及提出兩岸詐欺犯罪的產生是否攸關經濟條

件背景抑或其他因素？兩岸處理詐欺犯罪做法的殊異及影響，皆為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本文的研究發現為：詐欺犯遣返涉及了政治因素，根據筆者訪談警察與調查官，以及統計資料顯示，馬前總統時期兩岸共打詐欺犯罪機制頻繁，詐欺犯遣送回台者多，蔡英文總統執政至今，兩岸關係冷卻，兩岸共打詐欺的機制停擺，詐欺犯的遣返涉及了兩岸關係不明朗的政治因素；詐欺犯罪的產生攸關經濟因素，在台灣經濟現況不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崛起後，人民幣影響力提升，許多台灣人從事詐欺犯罪而不願依靠勞力賺取金錢，全球化下的經貿流通也加速了犯罪者渠道的流通；兩岸採用傳統結合科技的偵查方式，雖然網際網路有助於警方進行犯罪來源的偵查，但是資訊不足時，要查

獲集團仍有很多困難；目前蔡英文總統執政後的兩岸關係黯淡，少了共打犯罪的機會，此為目前打擊詐欺犯罪的弊病的部分；由於兩岸合作打擊詐欺與人員遣返的機制不再運作，所以當台灣的犯罪人被遣送至中國大陸並判刑後，也給予台灣觀察中國大陸刑法判決之方式；本研究建議兩岸談判合作的建立；建立兩岸刑事司法互助實質關係；刑度加強並分等級；從小教育； 強化跨國司法合作機制。

全球執行合作：機制與實踐

為了解決刮刮樂2000一本幾張的問題，作者何招凡 這樣論述：

　　本書探討全球化趨勢下應該具備的執法合作思維、國際合作對抗跨國犯罪之策略、機制、困境與趨勢、具體的國際執法合作措施以及執法合作衍生的問題。 　　作者大量援引其親身參與之個案，使得作品因而產生入木三分的效果，讀來使人有身歷其境之感，絕不是一部只做靜態資料堆砌的書籍，而是一本到位的國際執法合作專書及有生命的作品。 作者簡介 何招凡 　　【現職】　　刑事警察局秘書 　　【經歷】　　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中山分駐所所長　　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偵查員、警正偵查員、組長、偵一隊第二組組長　　臺東縣、宜蘭縣、臺中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大隊長　　刑事警察局偵四隊副隊長　　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秘書兼國際刑事偵

查隊副隊長、科長兼隊長 　　【學歷】　　中央警官學校犯罪防治系　　佛光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著作】　　偵訊與移送實務

幫助犯成立界限之探討─以中性幫助行為為中心

為了解決刮刮樂2000一本幾張的問題，作者劉佩玲 這樣論述：

中性幫助行為成立幫助犯之可罰性問題，很早就相繼在德國及日本引發熱烈之討論，惟此議題於我國真正受到重視是受到Kuro 與ezPeer 案之影響，兩案同為網路服務提供業者因提供交換檔案軟體P2P，被法院以共同正犯罪名起訴並論罪，其中ezPeer 案承審法院更是直接於判決爭點提及科技中立，認為網路平台提供P2P 軟體屬「中性幫助行為」，而展開是否構成刑法上幫助犯之討論，使得攸關中性幫助行為議題之探討蔓延開來。 其實不只是提供科技軟體之行為符合中性幫助行為之定義，社會上不乏諸如此類為滿足日常生活所需及基於商業交易目的所為之中性行為，因遭他人之不法利用而構成事實上之促進，依幫助犯之構成要件理

論檢驗後幾乎皆會被以幫助犯論處，而存在同樣之可罰性問題。本文發現我國實務中性幫助行為之案例不在少數，各種行為類型都有，只是實務未曾正視，觀察其中之行為人主觀上對於其所提供之援助行為遭他人之違法利用多沒有明確認識，縱有所預見亦不及於對他人特定行為之認識，且由其客觀行為來看，對正犯之犯罪實行無密切關連，多屬可有可無具高度可替代性之行為，對於正犯之犯罪結果無實質影響力，並不足謂間接造成法益之侵害，欠缺可罰性。然法院多作出認定成立幫助犯之判決，無異是要求行為人必須為非可歸咎於己之行為負責？從刑罰保護法益之目的來看，如此之處罰顯然毫無意義，有可罰性之質疑，顯得幫助犯成立範圍過廣，甚至亦出現進一步將行為人

主觀之故意擴張認為是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而為行為之分擔，以其主觀之推論影響對客觀行為認定之現象，導致處罰範圍無限擴張，恐太過苛責行為人，將造成人們行為時無不思前想後，阻礙了社會經濟及科技之發展。 經對我國相關實務判決之評析所歸納整理出之實務判決基準，足以發現造成幫助犯成立範圍過廣之主因，並非幫助犯構成要件本身，而是對於幫助犯主客觀構成要件之判斷不夠詳盡所致，即實務傾向將論罪關鍵放在對行為人主觀故意之認定，卻全然忽略對應至客觀事實佐以判斷幫助行為及因果關係，因而致使對於行為人主觀故意之推論得以毫無限度之恣意擴張，導致幫助犯定罪率大為提高，並延伸處罰範圍至共同正犯。此問題之存在證明了學說試從各角

度提出限制處罰基準，以限縮中性幫助行為之處罰範圍確有其必要性。 本文認為為解決中性幫助行為可罰性問題，必須適當劃分幫助犯之成立界限，而解決之道就是針對實務判決基準操作所示之問題對症下藥，故將問題對應至學說相關之討論，藉此分析判斷何種基準有助於解決中性幫助行為可罰性問題，並參考這些學說中有意義之重點，形成自己之見解，嘗試歸結出一套幫助犯構成要件判斷基準，依此基準判斷實務相關案例，以檢視自己所提之基準是否可行，期能助於解決幫助犯成立範圍過廣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