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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紹徽(1866-1911)之題畫詩詞與生命史觀照

為了解決劉詩詩體重的問題，作者李達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薛紹徽題畫詩詞為探討中心，呈現其題畫詩詞對創作主體生命情感經驗的反映及與時代社會的互動，並於晚清時代背景下展開對薛紹徽生命史的觀照。晚清閨秀薛紹徽直面時局振蕩下的國家創傷、中西碰撞中的時代變奏，在個體與時代的共振中展現出豐富的生命經驗，其詩畫題詠在自我呈現、情感表達、時代反饋、女性觀看、繪畫品鑒等面相開展出更多價值意義。薛紹徽「自題自畫」與「題夫畫」既是形塑自我、書寫情感體驗、記錄生活圖景、抒發情志的表達方式，也將清代女性題畫書寫從閨閣情感、自我實現拓展至國家關懷、時代精神。「自題自畫」呈現了薛紹徽自矜畫藝、好學慎思的才女形象，以及剛柔並濟的「賢婦」、勤慎安貧的「貧婦」、淡泊恬退的「

萊婦」等妻子形象。「題夫畫」則「以意尋意」對陳壽彭畫作中展現的情志追求給予回應，在展現夫婦二人志趣相投、精神契合的同時，將「妻子形象」升華為「知己形象」。夫婦二人以詩畫互題為呈現方式的互動，伴隨著陳壽彭出海留洋足跡的空間延拓，反映了國勢衰微下洋務運動（1861-1895）派遣留學生出洋學習西方語言、律令、科技的變革自強，中法戰爭（1883-1885）中不敗而敗、船政中人的悲憤沉鬱，近代事變中日本蠶食琉球的國家創傷，以及彼時士大夫階層尚未消解的「胡天」「樓蘭」之中國中心主義歐洲想象，夷夏之辨的知識視野與敘述架構。薛紹徽「題才媛畫」基於女性觀看，將自身的生命情感經驗和社會性別角色觸發的自憐與憐才之

心，投射至對才媛畫家的觀看/品評。薛紹徽對才媛畫者閨閣編輯、課子授經、繪畫創作等女性生命經驗的傳承，以及藉由「題才媛畫」對閨閣典範的建構，呈現明清女性「婦德」「才學」相映成輝的生命姿態。薛紹徽在戊戌時期的上海女學運動中，打破「內言外言之戒」，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致力新女學的論述與重塑。她在陳壽彭的協助下編譯《外國列女傳》，立足婦女自身需要，參詳中西經驗，確立以「慈」、「學」為核心的女學價值體系，從道德、才藝兩方面為婦女開拓自立空間。對於力求從才藝和道德兩方面建構閨閣典範的薛紹徽來說，陳書課子成就及其畫作的鑒藏流傳、「夜紡授經」的母教婦德與「宸翰褒嘉」的繪畫才藝，管道昇賢妻慈母的道德典範、翰墨丹青

的才藝坐標，都因合乎她以「慈」與「學」為主體價值的女學觀，成為其「題才媛畫」形塑的閨閣典範。薛紹徽「題末代/易代畫作」基於其個人生命際遇、情感經驗、精神志趣、文化/政治態度，從「隱逸之志」、「失路之悲」、「亂離之殤」、「遺民之節」四個主題，建構起她與末代/易代文人才媛之間「觀者—畫者」、「詩詞文本—圖畫文本」的複調書寫。無論是藉由水墨山水的圖畫觀看與倪瓚「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間」的生命經驗進行對話，通過「五湖三泖」社會意涵所承載的文化追求、文化語境和社會意涵，在題畫「複調」的多重對話中與「五湖三泖」的追尋者們共同結構出「五湖三泖」的隱逸空間；還是在「觀看—題詠」任熊〈自畫像〉時所形構的「複調」書

寫的多重對話；乃至對楊龍友、吳梅村、王端淑等末代/易代文人才媛亂離生命經驗的再現，和她自身的末代生命經驗一起，構成「亂離」主題下題畫「複調」書寫的多重聲部，都在「題畫文本—畫作—題畫文本」的一次次對話中，不斷開展畫作意義與文本內涵，結構出同一圖畫藝術空間下跨時代的文學語境與文化意涵。薛紹徽在觀看末代/易代文人畫作的過程中留下自我的聲音，成為末代/易代生命經驗、文化記憶的又一旋律/聲部，與末代/易代文人的詩畫題詠一起，結構出異代同題的文本複調，展現末代/易代文化群體的悲憫與共情（Empathy）。而薛紹徽題畫詩對「遺民之節」的一再著墨，之於觀者薛紹徽的個人意義與晚清社會的時代意義，外現於其在西學

東漸、新舊賡續中對傳統儒學女學的反思和堅守，亦側面反映了甲午戰爭慘敗後儒家倫理道德、傳統才女文化在歷史賡續中面臨的時代困境。薛紹徽在謝赫「六法」論、荊浩「六要」說以及張彥遠、郭若虛等畫學者的理論基礎上發展、凝練出她個人關於立意、章法、筆墨等的繪畫創作理論。薛紹徽提出「六法真傳在守雌」的才媛繪畫創作理論，為閨秀善畫、妙傳六法提供哲學詮釋與理論溯源，嘗試尋求才媛繪畫在正統畫史（尤其花鳥畫史）上的地位。她取法「貴柔守雌」、「道法自然」、「弱者道之用」的道家思想，闡釋才媛繪畫的「守雌之道」：女性柔弱的性別特質，是為「天心」/「天性」，也就是自然之道，作畫發乎「天心」/「天性」，順其「自然」，即為持柔弱

之「道」。盛清時期盛極一時的才女文學傳統與閨秀詩畫題詠，在晚清女學運動的維新思潮與實踐中，伴隨著西學的衝擊而漸趨式微、面臨解構。在此時代大勢下，無論是對王端淑等前輩才媛閨閣編輯事業的繼承與接力，或是藉由「題才媛畫」所建構的以王端淑、陳書、管仲姬為代表的的閨閣才德典範，亦或是在繪畫品論中位閨秀善畫、妙傳六法尋找哲學詮釋與理論溯源，都是薛紹徽在晚近文化轉型期為應對時代變革而進行的文化堅持。她致力於重塑女學價值，建構閨閣典範，留存閨閣文獻，書寫女性文學傳統，拓展女性話語空間，實現女性自我價值，呈現出於強大外力束縛下、有限外界環境中有所持守、自我實現的主體品質與生命姿態。

「西學東漸」與晚清詩之新變

為了解決劉詩詩體重的問題，作者江曉輝 這樣論述：

近代中國因晚清時的西力東侵而發生數千年未有之巨變，進入了由古代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反映時代的傳統詩歌也因「西學東漸」而出現了「古今之變」。「西學」這個新因素的加入，使詩歌發展產生了很多有別於過去的詩學現象，正是晚清詩歌複雜和耐人尋味之處。要瞭解晚清詩歌在整部詩歌史中的特殊性和時代性，就不能不研究它與「西學東漸」的關係。　　本文擺脫一般以詩人或詩派為主軸的論述方式，轉而以西學對詩與詩人不同範疇的影響為研究的切入點。主要集中在科學（科技）、進化論、民主自由思潮及西方哲學、美學的輸入與詩歌新變的關係。科學（科技）的輸入影響到詩人用新詞彙、詩序和詩注等不同策略來表達新事物；科學帶來的新

認知方式改變了詩人的世界觀；現代科技入詩又使舊的詩歌題材得以翻新。進化論確立新的時間觀影響詩人對古史的想像；「海外詩」展現了進化思想的空間向度；時間和空間尺度的拓展又催生了時人的「博物」書寫。進化論也被援引到文學史觀，使通俗的觀念和詩歌體裁成為改革重點。「詩教」的傳統在新的政治和人文精神下面對著不同的遭遇；女權詩歌在民族危機下唱出時代的強音；此外，一些詩人既站在民族立場，又運用西方的哲學、美學理論，來批判西方的「啟蒙現代性」。這些問題看似各不相干，其實都受著西學這個共同因素的影響，在本文中將逐一探討。　　這些詩學現象體現了詩人對西學的不同態度和回應方式：或迎、或拒、或喜、或疑、或以之作改革的根

據、或以傳統來消化西學，說明了詩、詩人與西學的關係有著複雜的面相，互涉互動。因而，本文在論述西學影響的同時，也展示傳統中的相關因素，詩人並非被動地接受影響，而是運用傳統資源去融會變化，改革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