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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因素如何影響東協國家對中、美的外交政策選擇？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個案研究

為了解決印尼華人暴動的問題，作者戴正勛 這樣論述：

隨著中國於2001年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其雄厚經濟實力也在國際舞臺嶄露頭角，而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更提供趕超美國的機會，因此中國便挾著強大的經濟動能進軍東南亞地區，積極擴展區域影響力。另一方面，東協國家想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美國也想重新取回區域主導權，因此東協國家、中國、美國三邊關係便以「貿易依賴」為起點，開始轉動並發生變化。承前背景，本論文研究問題為：檢視貿易依賴對東協國家的中美政策選擇有何影響力，同時探討當貿易依賴較不明顯時，國家如何選擇抗衡或扈從的策略。既有文獻分別認為「貿易依賴」與「其他因素」會對政策取向造成影響，但文獻內容的深度及廣度均有所不足。故以此為基礎，

在運用「貿易依賴」對東協十國進行區分後，進一步導入「領導者變換」因素進行分析，同時帶出本論文論點。本論文結合「貿易依賴」與「政策取向」建構出三種不同的類型：（1）對中國高度依賴，對美國低度依賴：傾向「扈從中國」，包含：緬甸、寮國、汶萊；（2）對中國高度依賴，對美國中高度依賴：傾向「避險策略」，包含：柬埔寨、泰國、越南、新加坡；（3）對中美貿易依賴對其經濟重要性較小的國家：外交政策傾向難以劃分，故導入「LRT分析框架」與「領導者變換」因素進行國家個案研究，包含：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大抵在「避險策略」框架下調整政策。印尼方面，梅嘉娃蒂至佐科威時期從「經濟務實主義」向「羈絆

/制度制衡」發展，最後走向「優勢阻絕」；馬來西亞方面，馬哈迪首任至次任時期從「複合交往」向「經濟務實主義」發展，最後走向「羈絆/制度制衡」；菲律賓方面，阿羅約至杜特蒂時期從「經濟務實主義」向「間接制衡」發展，最後倒退至「有限扈從」。而這也印證本論文論點：當「結構性因素」明顯時，「領導者變換」對中美政策影響較不明顯；當「結構性因素」不明顯時，「領導者變換」對中美政策影響力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