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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權益法律指標(四版)

為了解決台北法院公證的問題，作者李永然,黃振國,黃斐旻,李廷鈞 這樣論述：

　　遺產，是先人留給在世者的最後一份禮物，但要如何安排，才能合乎法律規定，而又不致成為遺族為錢反目的導火線？是每個有資產者或繼承人不可避談的事。 　　本書從繼承的意義、誰有繼承權、何謂應繼分、特留分、遺贈的效力、可否抛棄繼承、如何預立遺囑、誰可擔任遺囑見證人、誰來執行遺囑，到如何計算遺產價值、分割遺產、如何申報遺產稅、辦理繼承登記……等一系列繼承權益問題，加上近幾年常見的財產規劃方式，包括：家族傳承、借名登記、信託、家族辦公室等皆有深入淺出的解析，是您未雨綢繆的最佳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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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媒體時代於刑事訴訟上對具新聞從業人員身分證人調查之研究

為了解決台北法院公證的問題，作者邱能毅 這樣論述：

在民主國家當中，新聞媒體普遍認為是所謂的「第四權」，除了一般的訊息報導外，監督政府、挑戰弊端也是新聞媒體應該進行的事項，因此新聞自由在不少國家的憲法上亦受憲法之保障，如美國、日本及德國，這已是目前的普世價值。然而正因為新聞媒體具有上述特性，讓訊息提供者不論是出於什麼目的將消息透漏給新聞媒體，他們都應當享有不用擔心洩露其身份的保障，才會有意願進一步提供資訊，所以倘若新聞記者能夠貫徹其職業義務對消息來源的保密，才能確保自由資訊的流通。這是除了讓新聞媒體具有「第四權」的實質功用外，也能夠讓表達意見的自由能夠更加完善的發揮。而在這個逐漸走向網路化的現代社會中，新媒體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各種傳統媒體也

紛紛加入新媒體應用的行列當中，然而在以往的傳統媒體年代裡，對於記者保護秘密消息來源的情況並未有任何明文化規定，僅止於「默契」及「尊重」作為依據，因此常陷入是否能夠主張保密而拒絕透漏消息只能淪落到求神問卜的窘境，到了新媒體應用的時代中，現行法規對於新媒體的應用狀況多為見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的迷霧當中，那新媒體記者在拒絕透漏消息來源的情況下，將不會有太大的改善，甚至是有可能面臨更艱困的情況。本文認為，現代媒體記者當今的困境除了法規不完善以外，對於其素質以及定義分界線亦有越來越模糊的趨勢，最初美國在審查時white大法官就基於「倘若給予拒絕證言權，其範圍不單是媒體記者，就連小說家、學術工作者甚至只是

一般人都有可能成為保障的對象」為由而否定了記者拒絕證言權，足以顯見媒體記者在分界上的困難之處。因此本先就傳統媒體記者的特質以及區別標準應如何區分媒體記者進行闡釋，以此來獲得主張拒絕證言權的正當性，再就其案件樣態來決定，讓程序主體裁量是否應該給予其拒絕證言權，最後再依照上述判定標準來決定新媒體記者是否得之拒絕證言權。

營業秘密訴訟贏的策略（三版）

為了解決台北法院公證的問題，作者張志朋,林佳瑩 這樣論述：

　　營業秘密的民刑事訴訟案件在近幾年來有大幅攀升的趨勢，企業也越來越重視營業秘密的保護。營業秘密法的條文僅有十餘條，如果沒有實際的訴訟經驗，難以理解應如何具體適用。不同於一般的法律教科書，本書蒐集了最新的智慧財產法院及一般法院與營業秘密有關的實務判決，梳理出營業秘密法制的變化趨勢，有助於企業保護自身營業秘密以及擬定法律訴訟策略。

公共監護與公共信託制度運用於精神疾病患者照顧之研究

為了解決台北法院公證的問題，作者翁欣怡 這樣論述：

近年來因為隨機攻擊事件頻傳而使精神疾病患者受到公眾矚目。精神疾病患的成因導因於生理、社會、文化的交互影響，其照顧必以回歸社會為目標，且國家的角色不可或缺。精神疾病的光譜極廣，從完全欠缺意思能力到僅於症狀發生時才需要就醫，皆屬於精神疾病的範疇，需要的照顧也不同；意思能力欠缺的一群需要代為並代受意思表示以為保護，意思能力尚存的一群，則需要透過支持以期自我意思為妥善表達以為護養療治與財產管理的規劃。故監護權的權利內涵有必要重新調整。除了監護事項的安排與規劃，財產管理亦為精神疾病患者照顧的重要事項。精神疾病患者受限於意思能力，無法有效主張其財產權、或依照自己最佳利益而行使財產權，以致發生剝削、忽略、

虐待等情事；精神疾病患者有可能因此而淪為欠缺友善監護人的失依者。於此，國家必須主動為保護，或為國家監護、或以國家為受託人而為財產管理。透過法律程序以為確保精神疾病患者意思實踐，也是精神疾病患者保護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精神疾病患者在其發病期間，會面臨國家保護與其意思、乃至於人身自由衝突的緊張關係。國家除了保護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疾病患者亦有為自己走上法律程序的義務，此乃精神疾病患者實踐人權與尊嚴、與社會互動的必然過程。我國關於精神疾病的照顧在各方面皆發展多年、亦有相當成效，但分散於各法規、且缺乏統籌規劃，澳洲在公共監護與公共受託的基礎之上，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照顧成果斐然，故本文介紹澳洲制度，以其提供

我國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照顧的借鏡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