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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台大錄取名單111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

臺灣高等教育市場化（1987-2019）：一個體制面的分析

為了解決台大錄取名單111的問題，作者鄧宇佑 這樣論述：

自我國開啟教育改革前後，為了使高等教育擺脫國家的箝制，我國大學校園師生開始訴求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然而，大學自治的理念隨後被政府所吸收，將之與新自由主義下的高等教育市場化相結合，開啟了一連串鬆綁、促進競爭的制度安排。本研究採取新制度主義的取徑，透過文獻分析法回顧我國高等教育的經費制度、人事制度以及法人化政策中的市場化策略，從中分析我國政府所施行的市場化制度內涵，以了解臺灣的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實施手段與結果，是否能符合市場化的目的，以及新自由主義下的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如何與我國既有的制度調和。本研究發現，我國的高等教育在整體上仍是朝向市場化的方向前進，但政府卻也採行了程度不一的再管制策略，顯示

出我國高等教育既有的制度無法與新自由主義下的市場化制度無法調和的問題，也創造了我國在「不完全的市場化」下所形成的一種混雜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