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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航空與軍需產業的發展及技術轉型（1920s－1960s）

為了解決基隆太平青鳥營業時間的問題，作者曾令毅 這樣論述：

1910年代日本軍方開始陸續將航空科技引進臺灣後， 1920年代起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也開始在臺灣展開多次的飛行試驗與調查，這些經驗的累積對於日本航空科技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貢獻與意義。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列強開始重返亞洲，為求更快速連結東亞的殖民地，列強各國無不開始進行長距離的飛行試驗，甚至是難度極高環球飛行。臺灣也在世界飛行試驗浪潮下扮演一定的角色，並逐漸成為東亞區域重要的航點，以及1930年代日本推動南方航線時，唯一的空中交通動脈。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中日關係的變化則深刻地影響著日本在亞太航線的布局，連帶也影響著「日臺航線」設置的變更。由此得知國際政治與軍事行動之間的連動及變

數，深刻左右著航線設置與區域航空網的形成，而這也是戰前日本民用航線開設的主要特色。其次，是詳細勾勒1930年代後日本陸海軍駐臺航空兵力的建置、組織、作戰行動與性質，並說明駐臺航空部隊在中日戰爭的角色。同時，考察海軍航空基地的設置與高雄工業地帶的關聯，並探討臺灣工業化下所設定的金屬原料初階加工對日本整體航空產業的貢獻評估，以及臺灣本地資源能提供的航空軍需原料類型、產量與實際效益。　　另外，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臺灣因地理位置的關係，對於日本的空中運輸、開戰準備、航空作戰，以及後勤補修方面，均充分扮演重要的中繼角色。不過，臺灣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戰時整體戰略，而產生不同的動態

發展。其次，則是以臺灣的海軍航空廠為例，探析戰時該廠的性質、業務與角色功能，並評估該廠因戰時應急處理而躍升的技術能力與形成的「產、官、學」合作模式，以及其培養的數萬本地航空技術人才，對臺灣所帶來的整體歷史意義。　　1945年日本戰敗，中國華民國空軍於是在戰後中美體制之下與美方合作進行對臺共同佔領與接收。其後，空軍因接收松山機場及物資，導致與陳儀當局產生派系鬥爭，並因二二八事件而產生連動性的深遠影響。特別是事件發生後臺籍飛行員及留用空軍的技術人員之介入與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府的軍事綏靖行動，也因此導致後續政府對臺籍軍事人才的忌憚與防範，並直接影響戰後臺籍航空人才的流動與出路。　　1948年9

月，共軍於徐蚌會戰大敗國軍後，空軍率先遷臺。其遷往臺灣的主因，與戰後空軍接收後所留用的臺籍空軍技術人員在製造練習機時所發揮的能力，以及臺灣本身所具備的後方條件有關。由此，進而影響層峰最後決定將空軍先行遷臺的決策。其次，1950年代美國雖因韓戰而開始軍援臺灣，但美方為免臺灣反攻大陸，而開始藉由軍事援助來限制空軍獲取新式戰機，並對空軍後勤制度進行大幅改革，撤除空軍製造飛機的能力，改以後勤補修為主，故軍援政策與其說是援助，不如說是一種限制。而這些被裁撤的空軍飛機製造人才，則因此流向黨、公、民營單位，除成為政府在戰時軍事動員之下軍工體制的一環，也逐漸形成黨國裙帶政商關係為主的產業分工及發展構造。

戰後臺灣防災思維的轉變─以葛樂禮風災為中心

為了解決基隆太平青鳥營業時間的問題，作者邱德承 這樣論述：

葛樂禮風災是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繼八七水災後所發生的重大風災，葛樂禮風災使國民黨政府開始意識到防災作為的不可不為之的重要性，然而是逢石門水庫竣工，防洪思維導向蓄洪、分洪、疏洪的思維，而有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關渡隘口拓寬等之工程。這些工程表面上看來是為了解決臺北市區內洪水問題，然而實際上政府的新作為操之過急並無通盤考量，不但沒有解決洪水問題更使得特定區域淹水更嚴重，再加上事後觀之這些工程之背後另有著都市發展、商業利益的考量。葛樂禮風災不僅造成國民黨政府防災思維的轉變，亦影響氣象科技的發展，採購氣象雷達，而開啟了現代化氣象觀測的時代。然而政府的消極不作為也成為這個防災思維的開端，總是待至災害發生後

，政府單位才願意採購新型的氣象儀器，從戰後歷來氣象科技演進的過程中觀之更為鮮明。此外，從1952年貝絲風災、1963年葛樂禮風災與2009年莫拉克風災等三大風災可發現，每當重大災後發生氣象單位始終成為究責的第一對象。然而，這些的指責問題點大部份多為強人所難之事，更可看出我國政治體制上監察院失能、失職與不專業糾正的能力。在這樣的環境氛圍裡，氣象單位往往成為災難過後背黑鍋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