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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預主義實踐侷限性之研究~從1990-2019年聯合國干預國際違反人權事件分析

為了解決安達 祐 實 火藥的問題，作者李佳珊 這樣論述：

冷戰結束至21世紀初期，出現新的國際安全局勢和挑戰，最大的威脅是國家內部的族群衝突、內戰或是政府失靈所造成的人道災難，「新干預主義」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 然而，國際干預的行動中，聯合國介入的程度卻有所不同，例如：科索沃事件中，國際派駐軍隊介入；反觀，敘利亞內戰，在聯合國會議上，卻因為中俄行使否決權，而避開聯合國的干預行動。因此，聯合國是否干預一國之人道危機事件，必然受到某些因素影響。 本文為進一步探討為什麼聯合國不能平等對待所有被干預國家？ 聯合國安理會在實行新干預主義方面有哪些局限性？本文從1990~2019年聯合國干預國際違反人權事件中，挑選20個發生重大人道危機之國家為研究

對象，以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兩大理論為研究途徑，提出六項影響國際干預之因素，分別為「自由主義」主張道德因素之「人道危機嚴重程度」以及「現實主義」所言權力與利益因素之「被干預國國力」、「被干預國軍事對抗力」、「被干預國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軍售關係」、「被干預國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經貿關係」、「國家形象、輿論」。本文假設上述因素皆會影響國際干預行動，然而程度卻有差異，為探究六項因素孰輕孰重，本文以模糊質性比較分析法(fsQCA)進行「量化」統計，以圖表呈現，同時輔以「質性」描述，藉此分析聯合國安理會在進行國際干預前，面對各項影響因素，其考量之優先順序為何？當兩利相權時何者為重？何者為輕？ 研究結

果，驗證了「新干預主義」雖以自由主義道德之名行人道干預，實踐過程中卻仍深受現實主義之權力、利益因素影響，使其成為大國合法干預他國的工具。本文研究貢獻在於以量、質並重之研究方式，將兩大主義「並列」比較，分析新干預主義實踐之侷限性，以此驗證「現實主義」仍為國際關係中的行為準則，並提供後續研究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