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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節、國家與地方社會：清代節孝祠研究

為了解決旌善首爾距離的問題，作者薛名秀 這樣論述：

奠基於貞節旌表制度的節孝祠，經由國家祀典體系向基層的佈建，占據了地方社會的一隅，形成國家權力、地方社會及貞節論述的三方交匯，本研究即是從節孝祠的發展軌跡觀察這三股力量如何在清代交互作用的歷程。節孝祠的誕生代表國家為貞節烈女建祠、立祀的制度化、普遍化及中央化，縱然是集歷代貞節表揚制度之大成的明代，中央朝廷也僅將祠祀作為彌補國家旌表不足之處的表彰方式，且地方官員的態度顯然更加積極。到了清代，貞節烈女在雍正皇帝強烈的教化使命感之下，化作構築國家祀典體制的重要拼圖，在全國各地向基層百姓傳遞皇帝的個人意志，增添地方景象中國家權威的色彩，進而縮短基層社會與國家權力的距離。與明代最大的差異在於，清廷將節孝

祠納入貞節旌表制度當中，闢出一條平民婦女躋身國家祀典的常規管道；透過規律化的貞節旌表制度，國家對貞節烈女的祠祀從隨機性的個案處理，變成常態性的集體祭祀，節孝祠的定位亦隨著清代貞節旌表制度的演變而有所調整。儘管清代的貞節旌表制度大體繼承了明代的框架，但面對帝國遼闊的疆域以及境內複雜的民族成分，滿清統治者巧妙地拓展貞節旌表制度的適用範圍及政治作用，以滿足不同情境中的治理需求。清代的貞節旌表制度在盡可能擴大影響力的同時，亦不忘維繫政治及社會秩序，進一步走向了「階序化」：帝國轄下的貞節烈女群體依照「婦女身分」及「節烈行為」兩大標準進行具體且細緻的區分，並加以優劣排序。此一釐定女性道德位階的序列工程在乾

隆朝臻至高峰，節孝祠因而逐漸晉升為清代貞節旌表制度的頂點，可謂是貞節崇拜與治國策略緊密結合的新產物。然而，乾隆朝以降的人口增長及通貨膨脹大幅提高地方治理的行政成本，地方財政體系卻越形僵化，未受政府預算保障的節孝祠備受影響；來自民間的資源日漸頂替匱乏的官方財源，成為節孝祠主要的經費來源。十九世紀的頻繁戰亂更加重了國家對民間資源的依賴，不只是節孝祠的營運，貞節旌表制度的主導權也開始移轉到地方精英手上，特別是帝國文化與經濟核心的江南一帶。密集的習儒人口及優越的經濟條件生成貞節崇拜蓬勃發展的沃土，在日益加劇的社會變遷及動蕩中，婦女的貞節實踐尤能滿足不同人群的欲念及動機，貞節崇拜的社會網絡也因此在十九世

紀的江南地區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貞節旌表制度的鬆弛更加擴大節孝祠的人群基礎，節孝後裔的增多提高了節孝祠內部的體制化及組織化，國家祀典的正統性則確保參與其中的人們得以合法地凝聚地方人群的共識及資源，有助於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進而培植足以捍衛自身權益的根基，對抗國家權力的不當介入。京江節孝祠的發展清楚地呈現國家體制如何被地方社會挪用的過程，反映國家權力從盛清至晚清的消長：當官方財政無法穩定支應祠務的經費，此一由國家建構的平台很可能會變成地方人群發展的利器，轉向服務地方群體的利益，而非政權的附庸；但對於性別秩序的共同認知及擁護，卻使國家與地方社會的權力互動達到平衡，顯見貞節論述在清代社會的滲透之深、

散播之廣，儼成穩固社會秩序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