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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東亞瓷器紋樣流通研究—以景德鎮和有田瓷器為例—

為了解決村上宗隆清宮幸太郎的問題，作者黃浩庭 這樣論述：

過去陶瓷史學者大多將焦點關注在景德鎮窯和有田窯外銷瓷的發展狀態，咸少討論十七世紀中日兩國瓷器紋樣如何受到自身國內消費市場影響，進而形成紋樣風格的差異。中日瓷器消費者審美觀差異極大，紋樣發展的模式也極為不同，本論文以景德鎮瓷器和有田瓷器為研究對象，聚焦於紋樣這一特殊的圖繪材料，運用風格分析的研究方法，比較十七世紀中國和日本各自面對內銷市場時所建構的視覺文化，提出「景德鎮模式」和「有田模式」兩種瓷器紋樣發展的途徑。一方面兼顧兩地文化主體性，而非片面的影響論，將有助於反省中日文化交流的互動關係；一方面放在東亞海洋貿易的背景下，思考異文化相互碰撞之際，如何回應各自政治經濟條件，從而形塑出具有在地色彩

的紋樣風格。日用瓷器不同於以賞鑒為主要趣味的藝術品，還身兼日常生活所需實用器具的功能，因此分析紋樣風格的時候，也必須考慮到使用者的器用習慣。明代御器廠從萬曆三十六年（1608）輟燒後，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才又開始派遣官員「駐廠監督」，使得十七世紀景德鎮窯業以民間窯場為主體，並因應消費客群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紋樣風格。然而，十七世紀的中國卻極少有關消費者如何選用瓷器紋樣的文字史料，只有一部分景德鎮瓷器上書寫的款識和供養款，成為理解紋樣背後消費者身份和器用需求的重要依據。本論文第二、三章從兩種圖繪路徑探討景德鎮瓷器紋樣所形塑的視覺文化，一是延續代表官窯傳統青花瓷風格的供養款供奉瓷紋樣；二是深

受江南商品市場中的藝術品定式圖繪所影響的轉變期瓷器（Transitional period）紋樣。此兩種風格的發展，並不受明清鼎革戰亂的影響，皆有其相承的傳統，但是整體時代風格，仍以轉變期瓷器樣式為主流。景德鎮瓷器不僅是中國國內重要的瓷器商品，同時也因應十七世紀前期的日本消費者需求，製作大量符合日本市場所喜愛的輸日瓷樣式，因此其紋樣題材和圖繪樣式往往被轉換成一種文化符號，長期在中日兩國之間流通與衍變。本論文第四、五章以日本有田窯為例，其創立期（1610-1650）階段受景德鎮影響，採用朝鮮製瓷技術，藉以摹繪畫景德鎮輸日瓷樣式，生產具備「和樣中的唐樣」風格的內銷瓷商品。當景德鎮受到明末戰亂及清初

嚴格的海禁政策影響，外銷產量銳減之際，促使有田窯再進入發展期（1650-1670）和完成期（1670-1690）階段，獲得了獨立發展的契機。將過去流行於日本市場的景德鎮輸日瓷樣式轉化成在地樣式，同時因應日本消費者的審美意識，形塑出以日本視覺文化為主體的和樣風格。比較景德鎮與有田兩地瓷器紋樣風格的發展模式，有助於擺脫常見的「中國風格影響日本」的片面影響論，這往往忽略了有田瓷器紋樣發展過程中的文化主動權。在面對十七世紀中日文化交流時，必須正視日本文化主體性的選擇權，才有可能理解有田瓷器與景德鎮瓷器紋樣中截然不同的視覺風格，從而觀照更多元的互動關係。

中日參與世界博覽會事業比較研究：兼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

為了解決村上宗隆清宮幸太郎的問題，作者林劍秋 這樣論述：

中國與日本早在1866年就接到法國邀請參加1867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日本幕府組團參展，而中國的滿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搪塞，並未組團，到了1873年方由海關洋員組團參加奧國舉辦的「維也納世界博覽會」。另日本明治政府於1877~1907年間共舉辦六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而中國卻遠落後30多年於1910年方首度舉辦等同規格的「南洋勸業會」，是什麼因素造成彼此間博覽會發展的延誤落差？有鑒於這方面的研究較少且深度尚淺，另有鑒於中日兩國現代化也有類似延誤落差的研究，大多限於某些狹小範圍的努力，可惜少了整體的解釋，我們需要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綜合觀點，以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本論文以中

日兩國參與世博會事業進行案例研究(Case Study)，並兼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方法上以歷程分析法(Process Analysis)，除了要分析影響博覽會事業成敗的關鍵活動成員(Player)，在接觸意會、參展學習及引進實做過程中的認知、能力與經驗之外，還要掌握關鍵活動成員和博覽會引進過程是被鑲崁在社會脈絡(context)，一些地理、經濟、社會、政治及文化等脈絡因素不容忽視。企求能從綜合的觀點進行歷程分析，釐清兩國博覽會事業落差，進而以此綜合觀點討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