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聖岳家境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賽程、直播線上看和比分戰績懶人包

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增訂本）

為了解決梁聖岳家境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回溯歷史現場的人與事。 六十餘位人物，從親歷到旁觀，彙聚五四時代的大問題、大思考。 近四百張照片，文圖結合，讓讀者更貼近歷史現場。 　　五四運動百年來，當事人、反對者、先驅、後學，激揚文字，留下各自心目中的「五四」。觸摸那段至今仍令人神往的歷史，是認識現代中國的一個關鍵。 　　講了一百年，五四運動的「接受史」，本身也已變得複雜。本書立足於「回到現場」，藉當事人及旁觀者的敘述「觸摸歷史」。精選出與五四運動關係密切的六十餘位人物，分為「為人師表」、「橫空出世」、「內外交困」、「眾聲喧嘩」等部分，考掘這些學者教授、青年學生、政壇人物及觀察者在「五四」及前後時期的主張、思想及行止

。從一個個鮮活的「五四」歷史人物，透視「五四」時期的歷史與社會。 　　在回溯的過程中，細節和畫面同樣重要。本書中包含數百張歷史圖片。文圖結合的方式，包含對歷史研究方法的反省，也讓讀者在閱讀時更貼近歷史的現場。   編者簡介 陳平原 　　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與北京大學合聘）。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教育部頒發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1995，1998，2003，2009，2013）、第四屆王瑤學術獎學術著作獎（2016）、第四屆思勉原創獎（2017）等。 　　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當年遊俠人》《學者的人間情懷》《當代中國人文觀察》《「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老北大的

故事》《大學何為》《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圖像晚清》《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等三十餘種。 夏曉虹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先後赴日本、美國、德國、捷克、韓國、英國、馬來西亞、以色列、新加坡、法國以及台灣、香港地區從事研究與參加學術會議，並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1998）、日本東京大學（1999—2001）、香港嶺南大學（2009、2014）客座講學。主要關注近代中國的文學思潮、女性生活及社會文化。 　　著有《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晚清文人婦女觀》《詩騷傳統與文學改良》《晚清社會與文化》《返回現場—晚清人物尋蹤》《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

閱讀梁啟超》《晚清上海片影》《燕園學文錄》《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晚清白話文與啟蒙讀物》《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並主編「學者追憶叢書」「梁啟超史學著作精校系列」，編校《梁啟超文選》《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金天翮、呂碧城、秋瑾、何震卷》，合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大舊事》《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等。   繁體版代序 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陳平原 總說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陳平原 關於五四運動 紛紜複雜的五四運動，固然並非三言兩語就能打發；可「百科全書」出現如此多的錯漏，畢竟出人意料。看來

，紀念了幾十年的「五四」，對於大眾與學界來說，未必真的「耳熟能詳」「了如指掌」。 五月四日那一天 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提供足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的細節與畫面，對於「五四」研究來說，並非可有可無。 如何進入歷史 眾多當事人及旁觀者的回憶錄，為我們進入歷史深處—「回到現場」，提供了絕好的線索。可幾十年後的追憶，難保不因時光流逝而「遺忘」，更無法迴避意識形態的「污染」。對於風光無限的「回憶史」，必須既欣賞，又質疑。 為人師表 蔡元培 在「讀書」與「救國」之間

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把北大從「官僚養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他於「五四」後提出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無疑開創了北大「讀書」與「救國」並重的傳統。 陳獨秀 「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 在「五四」時期，以學者身份而親自散發傳單，並因此身陷囹圄、飽受98天的鐵窗之苦的新文化運動的發端者陳獨秀，以其特殊的參與運動的方式，在「五四」眾多的學者中可謂絕無僅有；同時，他也藉此實踐了自己所宣揚的「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 李大釗 從圖書館到廣場 與他的犀利文風和激進思想不同，李大釗的生活和為人卻是毫無張揚：平頂頭，橢圓臉，濃密的八字鬍鬚，穿一件愛國布灰色的長夾

袍。所以在魯迅筆下，他「既像文士，也像官吏，也有些像商人」。更有人說：「李大釗是燕趙間豪俠之士，是今人中的古人，忠誠信實，使人永遠愛戴。」 胡 適 不在場的參與者 說過「單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及「五四」後與李大釗有過「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胡適，在50年代受到大批判。但在「五四」時期，他卻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更在言論上為學運張目。 錢玄同 在疑古與革新之間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錢玄同的言行是最為激進的，是他最先舉起了批判「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大旗，他那些偏激且不無草率的言論也的確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勸說魯迅加入自己的行列，是他為文學啟蒙運動做的另一個貢獻。 劉半

農 從才子到戰士 他本是一個江南才子，欣賞的是「紅袖添香夜讀書」，北上任教使他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名戰士。在文學革命的過程中，他發明了「她」和「它」的用法，寫了白話詩《叫我如何不想她》，尤其在「雙簧信」一役中功不可沒。 周作人 在理想與現實的岔路口 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他在日本；五四運動後不久，他又回到了日本。從姍姍來遲，到急急退去，周作人儘管站在「五四」大舞台的前排，在強聚光燈的照射下，他卻不是一個好演員。他只能徬徨在理想與現實的十字路口上。 馬寅初 永遠的「五四青年」 在「五四」期間，作為北京大學教務長的馬寅初，並沒有特別突出的表現。不過，作為「五四」所形成的知識分子關心國事的傳統，卻

影響了馬寅初的一生，使他成為在國難當頭的時刻不顧一切挺身而出的民主人士。 馬敘倫 四入四出北大緣 有「掛冠教授」之稱的馬敘倫，在「五四」期間，同時是北大和北京教職聯的書記。他說：「我們不是要奮鬥？奮鬥要在黑暗裡的。」這位曾被大總統徐世昌訴上法庭的北大人，在被迫離開北大後沉痛地說，北大再也不是「五四」時代的北大了…… 劉師培 閉關謝客 抱疾著述 ……後來他來到北大，同在國文系裡任課，可是一直沒有見過面：總計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說的文科教授會裡，遠遠的望見他，那時大約他的肺病已經很是嚴重，所以身體瘦弱，簡單的說了幾句話，聲音也很低微，完全是個病夫模樣，其後也就沒有再見到他了。—周作人《知堂回想

錄》 梁漱溟 來自北大的另類 在趙家樓的大火燒過之後，身為北大哲學教授的梁漱溟竟與主流輿論唱起了反調。在一片讚揚聲中，只有他想到了學生們的舉動侵犯了他人的公民權，是毫無疑問的違法行為。不怕逆流而上的獨立品格使他成為了一個來自北大的另類。 橫空出世 傅斯年 這不是他要的「五四」 北京大學學生領袖傅斯年等早就策劃好，要使示威成為「有紀律的抗議」，現在豈能任它釀成暴力的風潮？所以大會主席團成員兼遊行總指揮傅斯年立刻站出來，勸同學們不要去，但他根本控制不住當時那種喧鬧衝動的形勢。 羅家倫 一筆寫出「五四」潮 北京大學外文系學生羅家倫剛從城外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回到北京大學新潮社，準備和大家一道去天

安門遊行，同學狄福鼎推門進來，說：「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我們北大起稿，你來執筆罷！」羅家倫見時間緊迫，也不推辭，就站在一張長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段錫朋 「學生自治」的「段總理」 1919年6月16日，來自各省市的30多名學生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6月18日，段錫朋當選為會長，任期一年。此時段錫朋在學生運動中的聲望，如日中天，被人稱為「段總理」。五四運動的中心也就隨之轉移到上海。 許德珩 學運中的社會活動家 「五四」被捕的32位勇士之一、有「大炮」之稱的許德珩，為尋求社會各界的聲援，化裝離開北京，踏上天津、濟南、武漢、南京、上海等城市的串聯

之路，一路演講宣傳，對擴大運動聲勢、促進「三罷」可說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發起成立的九三學社，仍然是「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的體現。 張國燾 急速「左」傾的學運領袖 在因五四運動而急速「左」傾，從而改變了人生道路的人群中，張國燾無疑屬於特別典型的一個。這位中共一大的全國13位代表之一，卻曾經在「五四」前夜的講演中緊張得雙腿發抖，其濃重的鄉音成為大家的笑柄…… 鄧中夏 脫下西裝換上工裝 鄧中夏兼有「秀才」和「牧師」的兩種風格，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他成為北大活躍的學生社團—平民教育講演團的總務幹事。五四運動趨於平靜後，鄧中夏的思想卻日趨激進：脫下西裝換上工裝，從學運到工運，年僅39歲就被殺害於南京雨

花台。 羅章龍 亢慕義齋裡的譯者 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大潮中，已是新民學會和輔社兩個組織成員的羅章龍，進入北大後，又加入了有毛澤東、陳公博等加盟的新聞學會。「五四」後，作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的活躍分子，他在「亢慕義齋」裡翻譯起《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 楊振聲 從文化觀點看「五四」 他認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腦地反對中國舊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換句話說，便是無批判地反對中國文化，而又無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當時對自己的文化，凡風俗、禮教、哲學、藝術、文學等只要是中國的舊東西，就不加分別，一概反對」。 匡互生 打進趙家樓的第一人 「匡互生發現曹宅有個

窗戶，他就利用從小練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學們的幫托下，一拳打開了窗子，躍身而下」，一名警察衝過來將他抱住，被匡「踣擊於地」，然後匡互生「奮力拔開大門槓，大門一開，外邊同學就在警察的刺刀下像潮水一樣湧了進來」。 聞一多 終身維護「五四」傳統 昨晚才從進城的同學那裡聽說天安門前掀起風潮的清華學生，驚奇地發現：食堂門口貼出了一張大紅紙，上面用工楷整整齊齊地抄着岳飛的《滿江紅》。這一下，平靜的清華園也沸騰起來了。貼這張《滿江紅》的，是高等科二年級學生聞一多。 梁實秋 五四運動的「局外人」 「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我們在短短期間內驅逐的三位校長……人多勢眾的時

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 鄭振鐸 風雷中的新探索 像許多親歷過「五四」的人一樣，從一個學工科的普通學生，到一名優秀的學者和文化活動家，對於鄭振鐸而言，這迥然不同的人生選擇的轉折點，正是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不但完全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方向，還為以後的事業開闢了全新的天地。 冰 心 被「震」上文壇的奇跡 從某種意義上說，冰心是中國現代文壇的一個奇跡。以一個十幾歲的少女初執文筆，竟能開一時風氣，而且她的創作竟然綿綿不絕，持續了近一個世紀。這個奇跡的產生，

正有賴那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她是被「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震』上了寫作的道路」。 橫空出世（續） 毛子水 於章、胡間覓明師 受到胡適器重、與傅斯年這樣的學生領袖過從甚密，再加上聆聽過章太炎反「孔教」的教誨，毛子水也就順理成章地投身於「新文化運動」中。 顧頡剛 「寂寞孤征」中「拓地萬里」 顧頡剛因妻喪、續娶、生病而休學在家，錯過了「五四」學生運動。蟄伏期間，他讀《詩經》、搜「吳歌」，為後來的歌謠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古史辨偽工作，埋下伏筆。他掀起的經學革命，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為「激進」的學術實踐。從行動力的果決及堅韌講，顧頡剛絲毫不亞於參與政治運動的朋儕。寂寞孤征中拓地萬里，顧頡剛身上正

有將「革命」訴諸於行動這一「五四」的特質。 張申府 書齋中的「革命者」 張申府埋首學術的同時，對外部世界同樣傾注熱情，並且針對外在的不完滿，希圖以一種極致的方式來得以解決。 孫伏園 對新思想和新人格的追求 孫伏園自少年時代便獲魯迅和周作人兄弟親炙，後來還把握到北大最後一次旁聽生轉正的機會，可謂時代幸運兒。北大讀書學習，為他打開了施展個人能力的空間，讓他逐漸博得「副刊大王」的美譽。其實，他不僅組織能力一流，讀書思考也頗見功夫。 康白情 「少年中國」的新詩人兼社交家 康白情在新文化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新詩人這個身份所能籠括的。「五四」時期，他作為少年中國學會的核心成員，「南北奔馳為國忙」，

稱得上是社會活動家。康白情作為社交手段的送別詩，擴展了我們對新詩的想像。新詩人不一定是游離於現實社會之外的零餘者，也可以是在文學與政治之間游刃有餘的活動家。 李小峰 從「五四」青年到書局老闆 縱觀新潮社的發展，若說羅家倫、傅斯年享有激情創設與成就輝煌的首倡之功，則李小峰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穩固發展的守成之責。甚至放在「五四」大語境中，李小峰也有其特殊的意義—正是這些也許並未親臨「五四」遊行現場的「五四青年」，在其後來的經歷與選擇中，承擔了出版、傳播「五四」的職責，成為傳承五四精神的一分子。 朱自清 「塑我自己的像」 曾經在風暴中心，被「大伙兒蓬蓬勃勃的朝氣」緊逼着的「年輕的學生」，在「五四」

退潮的時候，走上了社會。身處校園的朱自清首先感受到的是風潮迭起，只不過在後「五四」時代，自己也從學生變成了先生，這時看到的風潮，似乎有了更多的層次。路在何方？ 楊 晦 「五四」的講述者 「五四」那天究竟誰是第一個躍進曹宅的人，以及那把火到底是誰先點的，眾說紛紜。是楊晦還是匡互生？楊晦曾做過北大中文系主任，總在各種場合被要求回憶「五四」。他更願意把自己描述為一個「默默地參加各種活動」，「受到了新思想和新文學的強烈影響」的人。一個「默默」，一個「強烈」，刻畫出了他外表與內心的兩種狀態。 羅常培 半工半讀不廢學 羅常培讀書時家境困難，需要打工維持生活，因為掙國會的錢，他覺得羞恥，但好在打工是做速

記，他因此鍛煉了辨音能力，為日後從事語言學研究打下基礎。北大讀書時，他經常請假打工，但很少曠課。他深深服膺蔡元培的辦學理念和人格，對北大感情深厚。 陶希聖 十八年後的激動 作為「五四」的旁觀者，陶希聖受用的是其時兼容並包的思想氛圍，這為日後他創辦《食貨》引領學術潮流埋下伏筆；作為「五四」的紀念者，陶希聖厭煩的是新一代學生群體非此即彼的陣營意識，離開講台、投身政治成為時代點滴也屬情理中事。 朱謙之 革命與再生 在「五四」一代青年學生中，朱謙之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一個。他好學深思，又常有驚人和極端的言論與行動；一面以虛無主義者自居，一面又熱烈地投身於洶湧的學生運動；他曾在校內發起「廢考運動」，因為

參加革命行動而坐過牢，又因為思想的徹底和絕望而自過殺，出過家，最終仍不免於以兀兀窮年的書齋學者的身份而終其身。 王 蘭 在新文化運動中成為北大女生 1920年2月17日，江蘇省的王蘭女士獲准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一年級旁聽。王蘭入學北大，成為推倒大學「男女共校」這一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個棋子，也堪稱一樁典型的五四「新文化」事件。「五四」前後，主張「男女共校」的呼聲日高，甘肅女生鄧春蘭的投書更是被炒得沸沸揚揚。那麼，何以成為北大「第一個女學生」的殊榮，會歷史性地落在了王蘭身上呢？ 川 島 「某籍某系」的小人物 川島是精確意義上的「五四」之子，也是根正苗紅的「某籍」後進，是自覺「預流」卻不曾弄潮的小人

物，也是淺度參與卻處處留影的真「標本」。「五四」來時，川島入世；「五四」去時，川島復歸時代本身。 魏建功 腳踏實地創造新學術與新文藝 魏建功在1919年秋天考入北大。1921年，就吳縣歌謠的方言字如何寫定，魏建功與老師沈兼士論爭。1922年底，圍繞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批評北大實驗戲劇，魏建功因辯護文章中有「看」「盲從」等用語，又受到魯迅、周作人的嚴詞譴責。這兩場分別關乎學術與文藝的爭論，並未妨礙老師和學生之後的真情交往。「大家在尊重個人自由的空氣裡，摸索新的道理」，「五四」奠定了北大校園文化之魂。 馮省三 「講義風潮」的替罪羊 查1948年版《國立北京大學歷屆同學錄》，有關馮省三的記錄如下：

山東平原人，1920—1921年在校，文科預科生。此外再無其他信息。馮省三在北京大學的時間如此之短，與其捲入1922年10月北大的「講義風潮」有關。這場風潮，使得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他成為校方處置「暴動」的替罪羊，其人生軌跡也由此改變。 馮 至 自我的歌者 馮至16歲進北大，經六年歷練，內向敏感的他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抒情詩人。在北大，他讀唐宋詩詞和德國浪漫派的作品，兼修國文系和德文系的課程，和同學結社辦刊交流詩藝，接受藝術熏陶，逐漸形成個人獨特的創作風格。 內外交困 徐世昌 調和各派關係的大總統 「五四」時的大總統徐世昌，雖然對學生的態度隨着事態的變化而變化，但總的來說，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

總統，對學生和知識界的態度還是比較溫和的。實際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夠蓬勃地展開，還是有賴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國策略所營造的寬鬆的政治環境。 段祺瑞 被忽視的罪魁禍首 當舉國上下的矛頭都對準曹、陸、章三個賣國賊的時候，也許人們忽略了一個事實：罪責難逃的曹、陸、章實際上只是對日大舉借款的具體執行者，其背後還有一位指使者，那就是前國務總理段祺瑞。段祺瑞不但逃避了公眾的譴責，而且為他的老下屬曹汝霖大鳴不平，體現了他的梟雄本色。 曹汝霖 「千夫所指曹阿瞞」 「五四」那天下午，曹汝霖在趙家樓的住宅被憤怒的學生包圍，不久又被點着。受驚之後的曹汝霖雖然受到北洋政府的多方保護，但他在任交通總長

期間以出賣中國主權為代價，大規模舉借外債的事實，卻難逃公眾和歷史的譴責。 章宗祥 飽嘗老拳為哪般 「火燒趙家樓」的時候，寄居曹宅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代曹受過，飽嘗了學生的一頓老拳，一度不省人事。那麼，章宗祥的挨打冤不冤枉呢？只要看一看這位親日的駐日公使多年的賣國「成績」，就可知道這不過是罪有應得罷了。 陸宗輿 江東父老羞於認 「五四」學生「火燒趙家樓」之後，沒有找到陸宗輿的住所，陸宗輿因此免受宅毀人傷的驚嚇。不過，在大總統通電罷免曹、陸、章不久，陸宗輿的家鄉海寧卻舉行了一次特殊的萬民公決大會，把這個令桑梓蒙羞的賣國賊，「開除」出了海寧籍。 陸徵祥 難勝重任的首席專使 在巴黎和會上，面對外交陣

容強大的列強各國，要盡力維護國家主權的中國代表團本來就顯得人單勢孤，偏偏負責領隊的首席專使陸徵祥，在關鍵時刻一再「失蹤」乃至託病不出，使中國在和會上的外交處境更為不利。 顧維鈞 臨危受命的外交家 在北洋政府態度曖昧多變、中國代表團內部勾心鬥角之時，年輕的外交家顧維鈞受命於危難之際，為和約問題進行了種種艱苦的努力。當所有的努力失敗之後，又是以顧維鈞為首的中國代表，在沒有接到政府明確指令的情況下，毅然拒絕在不平等的和約上簽字，維護了國家的尊嚴。 傅增湘 突然失蹤的教育總長 在各高校校長紛紛辭職、五四運動形勢日見複雜的情況下，原來支持學生的教育總長傅增湘，由於不堪來自政府和學生的雙重壓力，在「大

不得已」之下，掛冠而走，一時間又在社會上和學界中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吳佩孚 「軍人衛國，責無旁貸」 雖然在「五四」時僅僅是北洋軍的一個中級軍官，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為支持學生而發的通電，卻表現出不同於其他軍閥的儒將風采，從而引起了自上而下的關注，吳本人也藉此奠定了擴張其影響力的基礎。 眾聲喧嘩 梁啟超 來自巴黎的警報 遠赴歐洲的梁啟超，作為巴黎和會會場外的中國國民代表，「痛陳疾呼」「鼓吹輿論」：既積極開展民間外交，向世界申訴中國國民的願望；也自覺監督政府，不斷致電國內，傳遞警報，由此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提供了一條導火線。 林長民 從留日到抗日 出入朝野、一身二任的林長民，巧妙地以民間外交推動

政府外交，並在多數場合，更自覺地定位於民間，代表國民向政府抗爭。其維護國權、反對和約的鮮明立場，招致親日派與日本政府的嫉恨，被視為「五四」遊行的煽動者。 汪大燮 外交元老的投袂而起 身為設於總統府內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在提供決策意見的同時，也不斷與政府的妥協外交發生衝突。而其於「五四」前一日，將當局有意在和約簽字的消息透露給蔡元培，終於經由民眾的力量，完成了救國的心願。 劉崇佑 抗辯政府的大律師 在1919年的「五四」風潮中，以律師為職業的劉崇佑曾兩次出庭，為政府控告的報人與學生辯護。雖然就結局而言，政府一方勝訴，但劉崇佑機智、有力的反駁，大大消解了官方的權威，體現了正義與民氣的

不可摧抑。 康有為 向後拉車的「文聖人」 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使兩年前參與「張勳復辟」失敗的康有為，又一次找到了攻擊共和體制的藉口。於是，以「文聖人」自詡的康有為又振作精神，發表了一篇長篇通電，從曹、陸、章賣國藉題發揮，攻擊民國政府，也許，他本人也藉此找到了一點點心理平衡。 孫中山 革命新力量的發現 發生在北京的學生運動，逐漸擴展到了上海乃至全國，也引起了正在上海閉門著書的孫中山的關注。在這一運動中，孫中山敏感地發現了一種新的革命力量的存在。在隨後的歲月裡，孫中山逐漸把這批經受了「五四」洗禮的青年，引為革命同志。 章太炎 行萬四千里之後 休言麟定說公孫，魯語能污帝闕尊。蠟淚滿

前君莫笑，沛公如廁在鴻門。 民國八年，章太炎先生寓滬上也是廬，予《洪憲紀事詩》成，呈稿請序。先生謂有故事一則，屬予撰詩，佳則序之，不佳則無有也。……詩成，走呈先生，先生曰：「毛廁詩甚佳！坐片刻，為子序之。」疾書一小時，成本詩詩序。今春，在吳會祝先生壽，先生尚曰：「毛廁詩甚好！」—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嚴 復 書牘裡的中國 此番英使朱爾典返國，僕往送之，與為半日晤談。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朱見慰曰：「嚴君，中國四千餘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於無效。天之待國猶人，眼前顛沛流離，即復甚苦，然放開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復聞其言，稍為破涕也。—1916年12月25日嚴復《與熊

純如書》 林 紓 拚我殘年 極力衛道 蠡叟者，性既迂腐，又老而不死之人也。一日，至正志學校，召諸生而詔曰：嗚呼。世變屹矣！愆悖昌矣！聖斥為盜矣！弒父母者誦言為公道矣！……嗚呼。余將據道而直之耶？抑將守吾拙坐而聽之耶？將息吾躬而逃之窮山耶？將泯吾喙而容其詆讕耶？將和光同塵偶彼斯濫耶？將虞吾決脰洞腹而與彼同其背誕耶？—林紓《腐解》 邵飄萍 必使政府聽民意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學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禮堂集會，首先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表演說。他大聲疾呼：「現在民族危機繫於一髮，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

圖存，奮起抗爭。」 王光祈 工讀互助的夢想 王光祈是五四運動後最早嘗試將「五四」精神運用到實踐中去的人之一。他對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表示懷疑，也不相信蘇俄式的社會主義，他理想的社會是「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魯 迅 「待死堂」與「吶喊」 他在十年的沉默中固守着他的「待死堂」，是「金心異」的勸說暫時擊退了他的「鐵屋子」論。《狂人日記》凝聚了他石破天驚的第一聲吶喊。但「待死堂」的陰影仍在他心中，哪怕在最熱烈時，他也沒有失去冷靜。事實證明了他的預測。 餘論 設議院與開學堂／陳平原 愛國學生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大獲全勝，這固然值得慶賀；可也暴露出代表民意的「國

會」關鍵時刻不起作用。百年中國，學潮連綿不斷，成了推動政治變革的主要動力，這其實不是件好事—起碼證明我們的民主制度建設有待完善。 人物簡介 參考資料 後記 2009年版後記 2019年增訂本後記  

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時窮節乃現

為了解決梁聖岳家境的問題，作者程騫 這樣論述：

　　近年來，海峽兩岸皆對律師典範與制度發展分作宏觀的疏理。台灣代表作是2005年5月出版的《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此書指出台灣律師制度的兩 條軌跡，一為日治時期律師制度建立(葉清耀律師與蔡式穀律師為中心人物)，二為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歷經長期戒嚴的萎縮與解嚴後(1987年起)的蓬勃發 展(林敏生律師與陳傳岳律師為中心人物)。 　　 　　程騫博士撰寫的《時窮節乃現－千年變局與民國律師》，可謂是中國大陸有關律師制度發展 的力作之一。不衹在中國大陸勢將興起傳誦的熱潮，對台灣讀者也是一本可讀性頗高的好書。本書文筆流暢，敘事完整，對民國律師的介紹引經據典，深入淺出，是 一部有關

律師風雲人物的傳記文學，也對律師自治等議題有所探討。 　　 　　本書從華人律師鼻祖伍延芳與中華民國第1號律師曹汝霖開頭，中間 伴隨精彩的言論自由案件與政治爭議案件，娓娓道來林百架律師為《民國日報》、章士釗律師為《陳獨秀危害民國案》、張耀曾等律師為《七君子案》辯護的始末。 章士釗大律師以嚴格區分言論與行為，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等理論為政治立場不同的好友陳獨秀辯護，被東吳大學法學系選入教材。上述案件對民國憲政的發展與 律師實踐公理正義，皆係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 　　 　　本書亦介紹五四運動中，劉崇佑律師如何為學生周恩來等辯護，工運律師施洋為漢口 罷工案被捕而從容就義的事蹟；培養司法官聞名的朝陽

大學創辦人江庸律師代理案件，興辦教育與領導律師界的經過；民國時期律師組織以上海律師公會為中心，其 領導人物陳霆銳律師推動撤銷領事裁判權，為會員伸冤、維護律師權利、促進司法公正與建立法律扶助制度，此在今日仍為海峽兩岸律師繼續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 而陳律師除在律師界執牛耳外，其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皆任教東吳大學法學院，春風教化，惠澤學子。另一綻放異彩的為吳經熊律師，吳律師學貫中西，任教各大法學 院，師友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德國法哲學家施塔姆勒與美國證據法學者魏格莫，著作等身，聲譽卓越，其擔任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推事時，表現司法獨 立，為時人所稱讚。吳氏後入政界，擔任立法委員，為南京國民政府《五五

憲章》起草人，誠為法律人中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表率。 　　 　　另外，第一女律師鄭毓秀(魏道明之妻)、引發律師界集體抗爭的羅文幹律師，為政治案件辯護的吳凱聲律師、民盟中倡議立憲的沈鈞儒律師與為女權發聲的史良律師，皆有大書特書的一頁。 　　 　 　除了對個別律師的行誼為翔實的介紹，本書末三章亦分對律師公會自治、律師收入及律師業務發展之道加以析述。就律師公會自治言，伍庭芳等人師法西方律師公 會自治傳統，建立民主原則的公會，排除國家管控，防止政黨滲透，並以在野法曹自我定位，維護法治與正義。就律師收入言，公會決定最高限額的公費，律師收入 較法官或一般公務員月入高。就律師業務發展言，則強調辦案口碑與人脈

關係，亦有以報紙廣告宣傳者，但律師公會禁止掮客與包攬訴訟的作法。此就今日兩岸律師 制度等相關規章與倫理規範，亦是應加實踐的目標。 　　 　　程騫博士在本書所介紹的律師風流人物嗣後在海峽兩岸紛在律師界、司法界與學術界各占鰲頭，相關制度亦不因其敘述舊事而失其新意。撫古思今，可謂其命維新。 　　 　 　我們這個國家，至少在兩千多年前，就有法律，有訴訟，可以開庭打官司。但是，卻一直沒有，也不可以有律師。所謂的訴訟，無非是原被兩造，在官老爺面前， 在兩旁皂隸的虎視眈眈之下，各自陳訴自己的理由或者冤屈。然後聽從青天大老爺的發落。如果不服，屁股上先嚐嚐水火棍的滋味。至於現在電影電視上講得神乎其 神的訟師，其

實根本就沒這種職業。被人稱為訟師的，頂多是兼職。而且不能公開露面，老實的，不過代寫訴狀，刁蠻的，則可以給想打官司的人背後出點餿主意。 這樣的人，一旦被官府鎖定，必遭嚴懲。因為，在那個時代，包攬訟詞，挑撥訴訟者，就是訟棍，這樣的訟棍，歷朝歷代，都是要嚴厲打擊的，輕則流放，重則殺 頭。在一個以非訟為道德的社會裡，所謂的訟師，不僅挑戰官府權威，道德上就不正確。 　　 　　中國的土地上，第一次有律師，已經是民國了。 清末新政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但畢竟時間太短了。獨立的司法審判體系，對多數地方而言，僅僅在紙上。刑事和民事訴訟法的確立，也僅僅在發達地區做到了原 被兩造平等地應訴。鄉紳沒法像過去那樣，拿自

己一個名刺，就把欠租的佃戶送官。律師制度，只能等到民國才問世。中國歷史上第一號的律師證，給了曾經在清末 做過外務部左侍郎的曹汝霖。這位在五四運動中，被罵成大漢奸的人，在日本學的是政治。但是，清末新政期間，他卻參與過憲政編查館的工作，翻譯過日本和德國 的法典，也參與制訂了好些中國的新法典。進入民國，一時間不想做官，當律師，也合乎身份。 　　 　　清末的外務部，位列各部之首，一個副部長做了律師，很給律師長臉。以他在官場和司法界的人脈，沒有官司打不贏的。每次庭審，只要他出席，旁聽的法律學生烏泱烏泱的。出了北京，老百姓找他打官司的人跪了一地。用他的話說，人們是把他當八府巡按了。 　　 　 　曹汝霖的律

師生涯不長，很快就復出做官去了。真正領風騷的，是上海律師公會的律師們。做過民國司法總長和代總理的張耀曾，是這個公會的成員，同樣做過司 法總長的章士釗也是。而且，沈鈞儒、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張志讓這些民國響噹噹的大名人，都是上海的大律師。其中沈鈞儒，清末中過進士。 　　 　 　國民黨當家之後，中國的司法改革，有所倒退。以黨代政的立法院制訂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以及稍後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開了民國以言治罪的先 河。大批的政治犯，就是在這兩個臨時法律之下，被定罪入獄。好多共產黨人，也就是依照這種法律，被定罪，甚至丟了性命。幸好，那時的上海，還有租界，租界 有中外合審的會審公廨。那時由於律師

們的努力，好些革命者，就是在這裡，被無罪釋放了。 　　 　　當然，1932年被捕的前中共的總書記陳 獨秀沒有這麼幸運。此時的他，已經被他的黨和共產國際所拋棄。但是，一根筋的他卻依然堅持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主張，憑藉他那個托派小組織，展開活動。 被捕之後，貧病交加的陳獨秀，當然沒有錢請律師。但是，他昔日的好友章士釗律師，卻自願免費為他辯護。當年章士釗在江蘇高等法院上，為陳獨秀所做的辯護 詞，已經載入史冊了，問世不久，就成了著名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的輔助教材。看當時報紙記錄的庭審狀況，法官們簡直被章大律師弄得張口結舌，狼狽不堪。儘管， 章士釗的辯論，陳獨秀並不買帳。 　　 　　同樣難堪的法庭庭審，還

有1936年的“七君子案”，法官在如此強勢的律師面前，簡直就是遭罪。 甚至，1946年，南京高等法院審理漢奸案，也遭遇這樣的尷尬。原本法官們覺得審判漢奸，民眾一定擁戴，所以，特別在朝天門廣場直播。沒想到，由於國民黨 抗戰勝利後，一系列倒行逆施，大失民心，同時，也由於律師們精彩的駁辯，旁聽席上，直播的廣場上，竟然出現了一邊倒——一邊倒向漢奸被告的現象。 　　 　 　然而，不管怎樣尷尬，怎麼難堪。律師們沒有受到刁難，也沒有人想起會把他們驅逐出庭。包括此前的取證，閱卷，會見當事人，都沒有任何問題。儘管民國的立 法機構，炮製了若干完全有違《中華民國約法》精神的臨時法律，作為訓政時期限制個人權利的利器，

但是，從清末傳下來的司法改革成果，卻也沒有被廢止。至 少，律師們能幹活，而且能把活兒幹得相當好。他們中的好多人，過得也相當滋潤，還成了這個國家一等一的大名人。 　　 　　從清末司法改革算起，中國的司法改革，已經走了一個多世紀的路，讓我這個外行沒有想到的是，律師有的時候，居然還是妾身未明。影視劇視他們為訟師，他們自己有時也自稱“大狀”，民國律師的風光，也許不足以點醒人們，但至少會給我們提供一些耐人尋味的故事。 　　 　　本書書成，作者和編輯，命我這個外行作序，盛情難卻，狗尾續貂。於是有了上述的文字。 　　 　　

「物我關係」的生活實踐：文人畫價值問題重探

為了解決梁聖岳家境的問題，作者武嘉文 這樣論述：

我們所研究的並非文人畫，而是文人畫的價值。然而，我們並不意在追溯相關價值在其概念定義上的形上學本源（Ursprung），也不把它當作一套表象體系（價值系統）來加以定位，而是要考察這些價值在文人生活實踐中的起源（Herkunft）。因此，這個研究既非藝術史的，也不是美學史的，而是系譜學的。按傅柯，系譜學乃對實踐關係的研究。但我們並非從創作關係出發，因為對文人來說，繪畫首先是一生活中的「物」，因此，先於並決定創作關係的是「物我關係」。當文人畫的價值沒有一樣不是針對主體的轉化來被提倡時，其價值的實踐便意味著對這樣一個問題的思考：創作如何成為一種「生活的技藝」（technē tou biou）？就文

人畫來說，作為生活技藝的創作，同時是對物我關係的一種反思和實踐，而其價值就在這些反思與實踐的過程中進入繪畫領域；正是物我關係，讓生活以決定性的方式過渡到創作，並使價值主體化，或者說，使主體得到轉化。我們將從價值起源、存有學與境界論等三個面向出發，並分別以一或二位文人為代表，來探討這個議題：「平淡天真」的價值起源（米芾）、「逸」的存有學（倪瓚）、「寓物之樂」的境界論（蘇軾、沈周）。此價值三面向的關係並非思辨關係，而是實踐關係，貫穿其間的實踐性因素就是物我關係。正是物我關係，讓三者間自動引發一種持續相互闡釋的效應，它使得每一章皆成了其餘章節的註腳。這是我們即便選擇不同時代的文人為例，卻依然能夠保持

某種內在聯繫的原因。所謂聯繫，不是線性歷史上的，而是價值結構上的；決定結構的因素，正是那以物我關係為基礎並使創作成為一種生活技藝的生活的實踐。最終，我們將以彼此相關且共同內在於價值三面向中的三種實踐形式來總結我們的研究：享用的實踐、畫外的實踐、書寫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