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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王妃：害羞的黛、憂鬱的黛、溫暖的黛與憤怒的黛； 身在禁錮的皇室，她如何用服飾傳達心事

為了解決正式褲裝女的問題，作者EloiseMoran 這樣論述：

　　★黛安娜王妃逝世25週年紀念 　　★獨家揭露超過200張照片，收藏王妃風采！ 　　★全球英文版／中文繁體版同步上市！ 　　塑造專屬自己的強烈風格，用形象傳達內心想法， 　　她至今仍是世上第一人。 　　司機酒駕、狗仔緊跟，加上沒有綁安全帶， 　　1997年八月，黛安娜王妃和埃及裔男友多迪的轎車，在巴黎地下道撞毀， 　　兩人送醫後不治，消息震驚全球。 　　25年過去，黛安娜的身影從未被世人遺忘， 　　她的故事不斷被翻拍，像是Netflix影集《王冠》、電影《史賓賽》。 　　連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70週年典禮上，看到英國王妃凱特， 　　大家還是忍不住說，凱特的穿著和一舉一動「真像黛安娜呀

！」 　　時尚雜誌甚至用幾十張對比照片，舉證凱特「致敬」黛安娜的雷同服飾， 　　可見黛安娜品味之超卓。 　　1981年，年僅20歲的黛安娜嫁給了英國查爾斯王子， 　　不過，這場如童話般的「世紀婚禮」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美滿； 　　與皇室格格不入、查爾斯不斷搞婚外情，還有狗仔天天如影隨形， 　　讓原本害羞的黛，變成了厭食的黛、憂鬱的黛和憤怒的黛……。 　　英國記者艾洛絲．莫蘭是黛安娜王妃時尚研究者， 　　她發現，那些無法說出口的心事，黛妃會透過衣服來表達： 　　從獻祭皇室羔羊般的粉色格子褲，到新自由女性的性感Versace禮服， 　　每件衣服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黛。 　　◎「前一刻

我沒沒無聞，下一刻我成了王妃、母親、媒體的玩具。」 　　第一次出席王室活動時，她選擇了一件黑色無肩帶禮服， 　　查爾斯王子相當不安，他說黑色只能出現在喪事，特別是皇室。 　　偏偏黛妃不理：「黑色是19 歲的我能選擇的最好顏色，意味著我長大了。」 　　第二天這成為不朽的新聞標題：「大膽的黛姐要冒險了！」 　　而這次事件，也成為惹惱王室的開端。 　　◎「在一段婚姻裡， 三個人太擁擠。」 　　1980 年代中期，她終於鼓起勇氣和查爾斯王子與卡蜜拉攤牌， 　　她的髮型更為狂野、墊肩加大，還鍾愛亮片和金屬光澤的服飾， 　　經典的「復仇小黑裙」，隱含不再對丈夫忍氣吞聲的宣言！      　　此時的黛

安娜，彷彿有一個「去你的」衣櫥。 　　包括簡約褲裝、凡賽斯（Versace）的貼身迷你裙， 　　以及Jimmy Choo的細跟高跟鞋，和更多經過精心計算的穿搭。 　　◎「戴著帽子，你無法擁抱孩子。」 　　離開禁錮的皇宮前往兒童醫院時，她會穿印花連身裙、拿掉帽子與墊肩； 　　探望愛滋病患時，她脫下手套，坐在床上緊握住對方的手。 　　這也是黛，溫暖的黛，也是凱特王妃至今套用的非正式穿搭法則！ 　　儘管黛安娜已離世25年，在現今的時尚風潮中， 　　依然能看見充滿她自由靈魂的優雅品味。 　　金．卡戴珊最愛的單車褲，是黛妃在90年代引起風潮的街頭運動單品； 　　Dior經典包款「Lady Dior

」（黛妃包），熱賣25年仍在復刻； 　　Chanel、Alexander Wang、甚至是Off-White秀場，都曾向黛安娜致敬。 本書特色 　　黛安娜王妃逝世25週年紀念 　　獨家揭露超過200張照片，收藏王妃風采！ 　　全球英文版／中文繁體版同步上市！ 名人推薦 　　亞洲彩妝天王／Kevin老師 　　部落客／時尚編輯的真心話 　　Perfect Image 陳麗卿形象管理學院創辦人／陳麗卿 　　個人意見／陳祺勳  

正式褲裝女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法國精品新行銷策略： 以迪奧之台灣年輕消費者為例

為了解決正式褲裝女的問題，作者汪沛雯 這樣論述：

本論文「法國精品新行銷策略：以迪奧之台灣年輕消費者為例」旨在了解台灣年輕人在購買精品時的行為，及其決策過程的心理層面，並分析精品品牌在面對世代交替時所制定的行銷策略。筆者曾在大學畢業後分別於德國及匈牙利葡萄酒商工作，擁有超過三年的銷售經歷，本身對於消費者心理學深感興趣，並在工作同時培養對顧客喜好及生活習慣的觀察力。此外，也發現在某些特定商品中，產品來源國在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過程中佔了很重要的因素。舉例來說，大部分台灣人會將法國視為購買葡萄酒時，第一個聯想到的國家。於此，我們能夠推斷法國在文化輸出這方面相當成功。身為法國語文學系的學生，我們對於法國其他耀眼的文化產業同樣深感興趣，並產生進一步的反

思，而高級訂製服就是其中之一。事實上，時尚產業是現今被視為全球獲利最高的產業之一。而對於法國而言，時尚一直是其引以為傲的文化。嚴格來說，高級訂製服的概念源自於英國設計師沃思(Charles Frederick Worth)。1858年時，沃思在巴黎開了自己的時裝店，成為第一個使用真人模特兒來展示服裝的設計師，而受邀的客戶亦可在展覽過後依據自己的喜好量身定做。除此之外，沃思還依季度展示作品、並在服裝中縫上自己的標籤，這些開創之舉奠定了現今高級訂製服裝的模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波耶特(Paul Poiret) 、杜塞(Jacques Doucet)、浪凡(Jean Lanvin)甚至是香香奈

兒(Coco Chanel)都追隨著為沃思的腳步。1920年代中期時，代表著高級訂製服的奢侈品產業在法國的總對外貿易中排行第二，另一方面，這也得以讓法國成為時尚產業的領頭羊。不過這一切在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有了轉變：高級訂製服的出口比例跌至僅佔服裝總比的三分之一。此外，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重挫巴黎的時尚地位。在維琪政府的佔領下，德國試圖將時尚重心從巴黎轉至柏林。儘管勒隆(Lucien Lelong)最終說服德國人發展屬於自己的時裝文化，藉以保存了法國的時尚產業，巴黎的服裝出口仍受到限制。再加上戰爭所導致的物資貧乏，所有民生物品的使用皆受到嚴格的限制，巴黎在時尚圈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

直到1946年，迪奧(Christian Dior)在當時的布料大亨馬歇爾・布薩克(Marcel Boussac)資助下，成立了自己的時裝店，並在隔年發表「新風貌」(New Look)。「新風貌」重新強調了女性的線條、使用比平均當時一件衣服多出好幾倍的昂貴布料，儘管受到「鋪張浪費」、「使女權意識倒退」⋯⋯等的批評，Dior仍徹底改變了戰後萎靡不振的風氣，並重振了巴黎在女裝的地位。透過上述，我們得知時尚產業與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掌握了一些法國時裝史的知識後，我們決定以Dior作為研究對象品牌，因為它象徵著法國奢侈產業文化的復興，此外，該品牌的全球旗艦店於2012年在台灣開幕。外文學系的學

生除了對歷史事件的瞭解之外，平時接觸的教育通常以人文科學領域為主，這些課程能夠幫助我們撰寫關於精品行銷的跨文化研究，而其中的人類學及心理學能使我們更理解消費者行為及其心理分析。夠過這份研究，我們希望了解台灣年輕消費者對於Dior這品牌的想法。這本論文以朝向學術發展及能夠應用於職場上為目標。筆者在研究所期間，修習了《文化與歐洲思想研究》課程，藉此對於心理分析理論有更多了解。此外，《法文新聞編譯》訓練我們撰寫、分析新聞，並引發筆者對大眾傳播的興趣。筆者亦於碩二時赴法國巴黎第三大學交換，期間選修了《語言及傳播心理學》，對於分析媒體用語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於此同時，也透過其他課程，習得傳播與行銷方面的知

識。透過這些多樣化的課程，我們希望能夠完成一份連結人文科學及商學的跨領域學術研究。即便至今已有許多關於精品行銷的論文，大部分仍多以量性研究為主。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透過社會科學的角度，補足以往精品行銷研究的不足之處。並延續先前的工作經驗，探討法國的經濟軟實力政策。這份論文共分成三章。第一章著重於Dior的歷史及品牌發展。Dior先生的「新風貌」在時尚界裡掀起返古風潮。從前的女裝強調女性的身體曲線，然而20世紀初Chanel女士融合男性服裝元素，提倡簡單而大方的褲裝。這股趨勢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隨著Dior先生推出華麗的「花系列」宣告另一個時代風格的來臨而結束。事實上，Dior

不只讓巴黎重回領導時尚的地位，他推出「註冊商標」的商業模式，並開放授權商品，此創舉將法國傳統手工藝產業帶向全球化的市場。不過如同大多法國奢侈品牌，Dior也面臨品牌老化的問題。1947年Dior推出「新風貌」的同時，也成立了同名香水品牌公司Christian Dior Parfum。然而1960初，Boussac因面臨財務困境，將大部分的持有權轉讓給酩悅香檳公司(Moët & Chandon)。1970年初，Moët & Chandon與軒尼詩(Hennessy)合併，之後又與Louis Vuitton合併成了Louis-Vuitton Moët Hennessy (LVMH)集團。而1978

年Boussac正式破產，原先持有的公司——包含Dior——最終分給了法國企業家貝爾納·阿爾諾(Bernard Arnault)。Arnault買下整個LVMH集團，成了Dior與整個LVMH的執行長，並致力於改造集團底下幾個以形象老化的品牌：Maison Givenchy 及Maison Dior。事實上，Dior在1980年初之後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大部分的收入都來自於當時的簽約的授權商品利潤。然而，過度的授權也同時減損了品牌的高端形象。1995年，Arnault先是使英國設計師John Galliano主導Givenchy，隔年又任命他擔任Dior的藝術總監。Galliano確實使Dio

r換然一新，注入了年輕的氣息，讓品牌重新備受矚目。這位英國設計師擅長結合了不同的文化元素、將古代與現代融合，好比使埃及木乃伊抑或是日本藝妓出現在時裝週的舞台上。事實上，他打破了以往時裝周的傳統，在他的設計之下，時裝秀變得越來越華麗且戲劇化。儘管議論紛紜，大量的討論度也為品牌帶來了更高的關注。然而2011年2月，Galliano因在酒後失言，在巴黎瑪黑區的酒吧發表仇視猶太言論而遭停職。儘管如此，在他15年的帶領下，Dior的銷售額成長了四倍之多。2016年，品牌首次迎來義大利女性設計師Maria Grazia Chiuri。Dior於是從原先的強調女性特質的形象一改為重視女性主義的品牌代表。Ch

iuri不僅參考了奈及利亞作家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TED上發表的 « 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 » 談話，在上任的第一場成衣時裝秀設計了著名的同標語Ｔ恤，更在之後的度假系列與非洲當地工坊合作，展現對文化挪用議題的重視。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位義大利籍設計師透過當代議題與時裝的結合，藉此讓品牌有機會與年輕人對話。除此之外，負責男裝的英國設計師Kim Jones更是屢次與高端街頭品牌合作，將品牌帶入年輕人的日常之中。在第二章我們著重在品牌的公關傳播策略。我們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Joseph NYE提出的軟實力為主要理論，探討Dior在部落格及社

群網路上的公關策略。軟實力過去常用於國際政治事務上，根據Nye，這是一種透過非軍事或經濟的方式，以柔性力量在他國之間造成影響力的外交策略。如今在商業活動中，軟實力策略可被視為企業品牌提升正面形象的方式之一。如同我們先前所提，奢侈品一直是法國引以為傲的產業之一，對於精品——特別是法國的品牌——而言，軟實力便可成為為自身加分的條件之一。除此之外，時尚產業特別注重品牌形象，舉凡合作藝人的言行舉止、價值觀等皆被列入考量，因此我們也將探討Dior在採用香水廣告時所選的代言人是否外型跟內涵皆符合年輕人內心之期望。在本章的第一節中，我們將Dior的軟實力分成三部分：藝術、文化及社會層面。在藝術層面的部分，該

品牌致力於以不同形式向新的世代展現它延續自1947年以來的精湛工藝。從2011年開始，Dior在中國上海初次舉辦了 « Lady Dior as seen by » 的展覽，隨後每年在世界不同城市輪迴舉辦。品牌創始人Christian Dior在成為時裝設計師之前，與各個藝術家有著密切的關係。而透過展覽透過與世界各地的當地藝術家合作，品牌藉此傳遞自身悠久的藝術精神。此外，2017年時，品牌在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展出歷任所有設計師的作品，並在2020年時將展覽拍攝成短篇幅的紀錄片放置網路上，排除地理限制，讓世界更多觀眾得以觀賞。此外，品牌也為其

具代表性的手提包Lady Dior拍了為電影三部曲。事實上，不論是Y世代或是更年輕的Z世代，隨著網路的普及化，社群媒體已是大部分年輕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相較於文字敘述，影片顯然是更能夠吸引這群人注意力的方式。因此，品牌也為其具代表性的手提包Lady Dior拍了一系列為電影。在文化層面，品牌在將創始人於Granville的別墅建成了博物館。除了藝術品的保存及收藏外，也定期舉辦文藝活動。最後，性別及宗教平等及環境永續為現今社會重視的議題。品牌隸屬於的LVMH集團也不例外。透過宣揚人權平等的價值觀，該集團也致力於提高員工工作環境品質。延續年輕世代在社群媒體活絡的現象，第二節及第三節我們分別著重於品

牌部落格及社群網路的活動。事實上，網路平台的興起使得人人皆有機會發展自媒體。對於品牌而言，無論是部落客或是網紅，他們都有意見領袖的角色。而比起傳統的明星藝人，他們更貼近一般常人的生活。不少時尚品牌現今選擇與這些新崛起的角色合作，藉此讓大眾能更近一步有更多的了解與認識。論文的最後我們將以人類學及心理學的角度探討精品行銷策略。我們選擇Dominique DESJEUX 所提出的人種行銷學（ethnomarketing），還有Bernard COVA 及Oliver BADOT的神經行銷學(neuromarketing)理論。根據Desjeux的想法，傳統的量化行銷策略往往忽略了消費者真正的的需求。

人種行銷學建立在觀察各個文化的消費者生活模式，並依其特色制定適合的行銷策略。跨國企業若要能打動全球各地市場，就必須對當地文化風俗有所了解。舉例來說，近年來，國家自我認同是當今新一代族群重視的議題。不論是何種品牌，皆須在錯綜復雜的政治文化中拿捏得當。以台灣而言，因爲我們與中國複雜的政治情勢，品牌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係，正是打動年輕族群的關鍵之一。另一方面，而神經行銷學透過觀察受試者的腦內波動，證實了主觀情感及記憶皆為主導消費者在購物過程的決策行為。此外，一般大眾往往將價錢與品質做正向相關的聯想。在大多消費者的既定印象中，一個產品的價格越高，其表現出的質感也理應更為優越。此理論恰恰符合奢侈品產業的

特性。由於精品的行銷策略與傳統的供需法則相反，透過減價折扣的行為不僅無法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反而會減損自身的高端形象。為了更具體了解品牌的策略是否有真正貼近年輕消費族群，我們也在論文的最後一章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以品牌形象、產品認知與消費體驗為主。問卷的形式大多以開放式回答為主，由此一來，在沒有既定選項即受限選擇的情境之下，更能真確地得到受訪者在腦內第一直覺的回答。問卷結果顯示出，超過一半台灣年輕消費者認為Dior已成為一個年輕又具有活力的精品品牌。透過這份調查，我們除了希望能夠藉此更近一步了解年輕人對於Dior的想法，並分析品牌是否真正年輕化之外，也了解在年輕消費者的心中，能夠成為他們購買精品品

牌重要考量的元素。最後，期望透過這些回答，能夠提供Dior更多有效建議。

囤積癖：從消費欲望到斷捨離，囤積世代的物我依存關係

為了解決正式褲裝女的問題，作者JenniferHoward 這樣論述：

　　烏俄戰爭、Covid-19、歐洲難民潮、加州森林大火、全球暖化氣候災難…… 　　面對這些天災人禍，如果你得逃命，你會帶上什麼？哪些東西是在你生命中，真正無可取代的？ 　　「我坐在母親房子的地板上，被四周的雜物環繞著。」是本書開頭的第一句話。 　　本書以母親的囤積癖作為整個世代巨大而混亂的縮影，探討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和網路發達是如何透過郵購目錄、二手市集和連鎖量販店，催生出無底洞般的物欲需求，從無限拜物到囤積障礙，清晰呈現歷史上囤積現象的發展脈絡。 　　囤積既非強迫症，也不是焦慮症，而是在消費文明的外衣下「痛苦和快樂的混和」，讓我們看見人是如何能樂在獲取事物，同時

又苦於無力管理或甩掉隨之而來的過多雜物。然而，囤積絕非個人問題，而是社會演進過程中，人類勢必面臨的文化困境。 　　書中援引各種新聞事件、數據資訊與文章著作，從「囤積」現象中發掘許多深刻的觀點。 　　囤物有其心理、歷史和文化根源 　　從工業革命開始，維多利亞時代的浮誇風潮和資本主義掛帥，加上網路購物的方便快捷，導致一連串失控和混亂，造成資源浪費和環境浩劫。作者檢視數百年前啟動的資源大戰，綜觀百貨郵購目錄、二手市集、博覽會式收藏、大型連鎖量販等商業機制，說明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如何淹沒在物質和財富之中，並揭示與環境破壞的直接關係。 　　極簡主義是對淨化的渴望 　　「囤物」是一種「被延遲的決定」

，當你無法或不願處理你所積累的東西，就會被淹沒或癱瘓。不管是近藤麻理惠的「令人怦然心動整理法」，還是「物歸其位」收納術或「斷捨離」風潮，從外在環境到內在心靈的減法，反映了囤物積習與現代人迷惘不安的直接關連。 　　物我依存的哲學 　　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誘哄我們，買東西就等同於買到快樂。當買的東西不再帶來快樂，我們就買更多的東西。然而，當我們佔有更多物品，無形中也被這些物品佔有並奴役，因為我們必須花更多時間去整理和維護，以維持最基本的需求。 　　數位垃圾也是一種囤積 　　網路生產和遞送系統確保了無窮盡的物質供給。隨著實體物氾濫，囤物夢魘也佔據了數位世界。隨手可得的電郵、文件檔、照片和影音，以及

永遠沒空整理的電子報、簡訊通知和購物廣告，再大容量的硬碟和雲端也不勝負荷。 　　瑞典式大限清理的溫柔省思 　　要認真考慮什麼會變成「身外之物」，就必須承認你終有一死，而許多構成日常記憶或家族傳承的事物，在我們不能欣賞或享受它們之後，還會存在很久很久。「大限清理」的觀念是：「絕對不要設想有誰會希望-或能夠-花時間來照顧那些連你自己都懶得打理的東西。無論他們有多麼愛你，都不要把這個重擔留給他們。」 　　囤積彰顯了人與物的依存關係，或許是缺乏安全感、也可能是一輩子的創傷、或許是難以割捨的回憶、也可能是內心深處對生活的嚮往。然而，囤積往往衍生出罪惡和羞恥，當我們介入每個大量囤積的現場，務必抱持同理

和想像，去看見處於堆雜背後的那個「人」。 　　「清空我媽房子讓我清楚認識到，幾乎任何東西——衣服、廚藝書、晚禮服——一旦不再被使用或照管，就會變成雜物。」這本書給我們深刻的省思：當我們活著的時候，應該好好思考什麼是我們一輩子需要的東西，哪些物件是真正無可取代的？而不是在生命的終點，才去思考什麼是我們可以丟棄的東西。 專業推薦 　　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廖心筠（收納教主）、黃麗如（作家）、李清志（都市偵探、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副教授）、張翔一（《換日線》頻道總編輯）——高度推薦 媒體讚譽 　　霍華德對消費文化黑暗角落的探索，不但機智十足，且極有見地。她的寫法讓這個主題令人

耳目一新。她敏銳評估社會上的秘密恥辱，以及其鮮為人知的後果。——Kirkus書評 　　關於我們對事物依戀的本質，這本書堪稱一篇精彩而美麗的冥想。它讓我渴望過上一種沒有雜亂的生活——Malcolm Gladwell，《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兼播客主持人 　　本書有力地提醒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深刻的個人行為，如何在家庭、文化、經濟和國家之間散播，並感人地描述了作者本身如何努力管理家庭的混亂，從而深入理解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Adam MInter，《Junkyard Planet》和《Secondhand》作者  

台灣職場「以貌取人」的不平等──就業「外貌」歧視的法律史考察(1945-2016)

為了解決正式褲裝女的問題，作者李仲昀 這樣論述：

「以貌取人」是勞動場域中常見的現象，例如求職階段在招募錄取上的外貌條件限制，以及特定的職場外貌呈現規範或要求等等。從近年來的相關報導可知，人們經常透過就業服務法等反就業歧視規範來挑戰職場「以貌取人」。然而，翻開過去的報紙，類似的職場「以貌取人」現象也存在於過去台灣的勞動場域當中，卻很少看到人們使用「歧視」或「不平等」的語言，主張職場「以貌取人」違反平等保障的規範。這是否意味著就服法等反就業歧視規範的制定「引領」了社會，使不平等的職場「以貌取人」現象有所改善或改變了人們對此的認知？本論文嘗試透過法律與社會研究中「共構論」觀點的研究取徑，歷史性地探討戰後以來，台灣勞動場域中「以貌取人」現象的不平

等，以及其與相關反歧視法之間動態的演變過程。 首先，戰後以來，職場「以貌取人」的現象就常見於台灣的勞動場域當中。這些職場「以貌取人」對勞動者外貌條件的要求存在著大致共通的特定標準，且有集中在特定行業�職業的趨勢，例如服務業、從事服務性工作的職業或軍公教職等等。除此之外，這些職場「以貌取人」也存在性別化的現象，例如，高比例地發生在女性求職人或受雇人身上，以及「男褲女裙」等不僅「男女有別」且「性化」的職場外貌呈現規範等等。無論從形式平等及實質平等這兩種主要的平等理論來看，這些職場「以貌取人」都涉及到包括外貌、性別及障礙等類別在內的就業歧視問題。然而，1980年以前，當時的法律對這些不平等職場「以

貌取人」而言都有其相當的侷限性，人們也普遍未能意識到職場「以貌取人」的不平等。換言之，1980年以前，不平等職場「以貌取人」可說是既「逍遙法外」又「逍遙人外」。 其次，1980年之後，1980年制定、1990年修正的殘障福利法、1984年制定的勞動基準法、1990年送審立法院的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1992年制定的就服法等新興勞動反歧視立法被推動及制定，為「逍遙於人、法之外」的不平等職場「以貌取人」帶來新的規範可能性及使人們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契機。在這些新興勞動反歧視立法推動的過程中，部分涉及就業性別及障礙歧視的不平等職場「以貌取人」被人們所注意到，人們透過「拒絕歧視」、「要求公平、平等」等

權利的語言，表達其法律改革的訴求。然而，在就服法的推動及制定之前，這些勞動反歧視立法多僅能針對部分涉及性別及障礙歧視的不平等職場「以貌取人」，且在人們的行動及主張中，始終看不到關於「外貌歧視」的論述。直到就服法的立法，職場「以貌取人」的「外貌歧視」問題才被立法者們所提出並加以討論，就服法的反就業歧視規範也將職場「以貌取人」所可能涉及的各種包括外貌、性別、障礙等在內的就業歧視類別明文化為法律所禁止的就業歧視。對於這樣的立法結果，此時期人們在其他勞動反歧視立法過程中的行動及主張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過，即便就服法的制定對不平等職場「以貌取人」問題而言有其重要的意義，但規範的存在並不代表社

會中不平等職場「以貌取人」的現象或人們對此的認知就會當然地有所改善或轉變。2000年以前，由於規範本身簡略的設計、官方在宣導、執行上的問題、民間培力的不足等等的因素，我們看不太到人們透過就服法等反就業歧視規範來挑戰職場「以貌取人」。直到2001年受到矚目的相關案件發生後，就服法等反就業歧視規範才逐漸被人們用以對抗職場「以貌取人」，職場「以貌取人」的不平等也逐漸為人所認知。然而，就服法等相關反歧視規範雖然可能做為人們對抗不平等職場「以貌取人」的「武器」或與雇主協商的「籌碼」，但這些規範本身可能也存在著「幫兇」的面向。除此之外，人們的主張與主管機關、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法院等官方對就業歧視的認定也可

能有所落差，而在人們的主張與行動，以及官方的回應兩相互動之下，就服法等反就業歧視規範對不平等職場「以貌取人」而言才被踐行出意義。從相關案例的分析可知，官方多從形式平等的觀點來處理職場「以貌取人」的案件，並傾向認為就服法所禁止的外貌歧視必須限於「與生俱來」或「不可改變」的外貌條件，對職場「以貌取人」是否構成就業歧視的認定也傾向採取「單軸」的模式，僅就所涉及的其中一種歧視類別來認定。雖然對於官方的見解，人們依然會透過不同的行動繼續提出相關的主張，有時甚至能突破官方既有的見解，但整體而言，官方上述的歧視認定實務仍然可能使得某些不平等職場「以貌取人」逸脫於就服法等反就業歧視法的規範之外。 本文回

顧了戰後以來台灣職場「以貌取人」現象的不平等，以及其與相關反歧視法之間的關係，發現不同時期兩者的樣貌實際上是法律與社會之間相互影響共構下的結果，人們的行動及主張在這個動態的演變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關於目前就服法等反就業歧視規範對職場「以貌取人」問題在實務上面臨的狀況，期待未來透過批判性地反思「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既有見解，以及從實質平等及多元交織的觀點，檢討以形式平等及單軸檢驗模式為主的歧視認定方式和以行政罰為主的救濟機制設計，使相關反就業歧視規範更加發揮其所宣稱的追求就業平權、改善弱勢群體在勞動場域中的弱勢處境這樣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