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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學叢書第六輯：八識規矩頌注譯（二種）

為了解決玄 奘 大學圖書館的問題，作者倪梁康 這樣論述：

本書包括倪梁康教授的《玄奘〈八識規矩頌〉新譯》和《王肯堂〈八識規矩集解〉編校》。   前者從臺灣三民書局引進，並對梵文字母進行了全面的訂正；體例包括語譯、章旨、注釋。   後者是對晚明唯識學大家王肯堂（1549—1613）《八識規矩集解》的精細化整理，所依底本為中山大學圖書館館藏孤本；該書體例極為複雜，包括考訂出集解文字在現行《大正藏》中的具體頁、行（在角標和註腳中以陰圈碼標識），整理者的注釋性文字（在角標和註腳中以陽圈碼標識），王肯堂本人的批註（排成單行小字注），該刻本收藏者所作的朱筆和黑筆批註（排成單行小字注，並在兩側分別加〖〗、【】）；此外，施以現代標點，並依文義對段落予以細分；本書的整

理，嚴謹、全面，各種體例的版面形態分明。   《八識規矩頌》48頌前都加了數字編號，方便查閱。 倪梁康（1956— ）：江蘇南京人，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現任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曾擔任中山大學現象學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近現代西方哲學和其中的現象學傳統，並涉及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各個最主要的意識哲學（心智哲學、心學、唯識學、心理哲學、心性論等）；代表性著作《現象學及其效應》《自識與反思》《意識的向度》《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等，並譯有胡塞爾的《邏輯研究》《內時間意識現象學》等。 【玄奘《八識規矩頌》新譯 1】 導讀 3 一、什麼叫“唯識學”？ 4 二、“唯識學

”的緣起與歷史 9 三、《八識規矩頌》的作者玄奘 19 四、關於《八識規矩頌》之真偽的爭議 21 五、關於《八識規矩頌》今釋的説明 26 八識規矩頌 30 《八識規矩頌》新譯 35 前五識頌（1—12句） 35 第六識頌（13—24句） 59 第七識頌（25—36句） 79 第八識頌（37—48句） 95 【王肯堂《八識規矩集解》編校 115】 導讀 117 一、王肯堂的生平學術思想 118 二、晚明唯識運動與念西居士王肯堂 123 三、王肯堂的《成唯識論證義》 128 四、王肯堂的《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133 五、玄奘《八識規矩頌》與王肯堂的《八識規矩集解》 135 六、《八識規矩集解》發

現始末及編校説明 142 七、結尾處的感言與感謝 145 八識規矩集解 149 前五識頌（1—12句） 151 第六識頌（13—24句） 174 第七識頌（25—36句） 187 第八識頌（37—48句） 195 後記 207

大唐西域記（上下）

為了解決玄 奘 大學圖書館的問題，作者（唐）玄奘，（唐）辯機撰 這樣論述：

“古典精粹”叢書收錄了耳熟能詳的中國古代典籍，注重趣味性、可讀性。中國古代圖籍內容豐富，涉及門類廣泛，精刻本校勘謹嚴。選擇其中的經典本影印，可為當代研究提供準確的資料，也可為普通讀者接觸古籍提供機會。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玄奘、辯機撰。玄奘（六〇二-六六四），俗姓陳，名稀，法號玄奘，被尊稱為“三藏法師”，是歷史上傑出的佛學家、翻譯家。出身於儒學世家，早年跟隨其兄學習佛經，十三歲剃度出家，其時，已嶄露頭角，此後十數年間，足跡遍至半個中國，跟隨諸多高僧學習經論。西行前，已悉通諸部，譽滿京城。唐太宗貞觀初年，始自長安神邑，經涼州出玉門板西行求法，踏遍五印度，“所聞所履百有三十八國”，貞觀十九年

（六四五）回到長安，往返歷時十餘年，徒步五萬餘裡。歸國後，奉唐太宗之命，將西行天竺所聞所見編撰為《大唐西域記》，經弟子辯機編次潤飾後成書。辯機，十五歲出家，大總持寺沙門，協助玄奘翻譯經文、編撰《大唐西域記》。 《大唐西域記》按照玄奘西行的路綫詳實深人地介紹了其足跡所至國家和地區的疆域、山川、氣候、風土、宗教、史地、民俗、語言、神話、政治等情況，是對古代中亞、南亞諸國及我國新疆地區的真實記載，為後人瞭解這些地區歷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學、佛教遺跡的重要文獻。 《大唐西域記》成書後即備受推崇，因收入歷代藏經，故廣為流傳。目前所知的《大唐西域記》古寫本多達數十件，年代較早的為敦煌寫本，約成

書於西元八、九世紀期間，但均為殘卷。早期刊本有以下幾種：（一）《趙城金藏》本，國家圖書館有藏。（二）北宋崇寧二年（一一〇三）福州等覺禪院刊《萬壽大藏》本，國內僅存一卷，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三）南宋紹興二年（一三三）王永從刊《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大藏經》本（簡稱《思溪資福藏》本），卷一、卷六配日本抄本。國家圖書館藏。（四）宋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刊大藏本。   大唐西域記序（敬播） 大唐西域記序（張說）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蘇辛牡丹詩詞研究

為了解決玄 奘 大學圖書館的問題，作者劉昱良 這樣論述：

　　蘇軾與辛棄疾為兩宋著名文人，同時也是豪放詞先驅，經常為人所提及，均因二人在文學造詣上有獨特之處，由是聞名。而牡丹自唐以來，始盛於民間社會與文人作品中，蘇辛筆下以牡丹為題、或使用牡丹相關典故的作品便有近六十首，然隨著政治仕途的變化、對世事人情的感悟，賦予二人牡丹許多不同於世俗之意義，於是成為筆者撰寫本論文之主因。　　蘇辛同是創作牡丹詩詞，卻在牡丹形象與展現目的有著顯著的差異。在東坡眼中，牡丹有自然之物、佳人之形、雙面之態、可憐之靈四種形象，從有形物體到無形靈魂，均足以見到東坡豐沛情感與自然平等觀，頗具浪漫氣息；而稼軒牡丹有傾城之貌、巾幗之姿、誤國之質、傲骨之氣四種形象，從外到內，有褒有貶，

無一不顯示稼軒特有的軍旅風格。其次，東坡有聯繫朋友情誼、排遣心中感慨、加強青春寓意、諷刺時政流弊等藉牡丹表現之目的，尤以末者「意內言外」結合「中當世之過」的寫作宗旨為經典；而稼軒藉牡丹批判小人偏安、抒發滯官無奈、感嘆時光荏苒、表達人生希望等，均是繫於國家而作，足見其畢生為國、一以貫之的偉大精神。　　兩人在時代、信仰、人生觀上均存在不少歧異，導致即使同為豪放派文人，作品也呈現出迥異風貌，故本論文主要分五章探討：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第二章論述牡丹的源流及文學發展，凸顯牡丹地位之特殊；第三章與第四章探析蘇辛牡丹詩詞展現的涵義；第五章比較蘇辛牡丹詩詞異同與背後因素；第六章

為結論，總結以上各章研究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