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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竹 南 蠟燭工廠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

自力更生之寺院經濟型態研究:以慈濟靜思精舍為例

為了解決竹 南 蠟燭工廠的問題，作者劉美玲(釋德雴) 這樣論述：

佛法自漢朝東傳以來，經歷了中國化的改變，本質雖仍依原始佛律，但制度上則以適合中國民情的「農禪合一」為主，供養為輔的寺院生活。百丈懷海禪師改革叢林，設立清規實施「普請法」，結合修行與勞動，以確保寺院經濟獨立，使僧人能安心辦道，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大創舉。隨時代腳步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僧團生活也須因應現代化作調整、轉型。探究證嚴法師自力更生思想淵源，應追溯至其童年時期，民間普遍對觀音信仰的尊崇、少年期受儒家倫理觀念薰陶。成年後對西方傳教士博愛精神的感佩、接觸人間佛教思想後的省思，及與豐原慈雲寺修道法師互動的體會，都促成其自力更生思想萌芽。觀音信仰、豐原慈雲寺修道法師對其影響主要表現在啟發她–不趕

經懺、不以女身自限的志向上。禪宗「農禪合一」的作法則是賦予她勞作與修行結合的思想理論基礎。人間佛教–「恤生重於度死」的理念，鞏固法師不以趕經懺維生的自我要求。基督宗教傳教士則是以身作則的示範，引導她朝社會福利的方向努力行菩薩道。儒家道德觀念則是對其「不受供養」的堅持有啟發作用。證嚴法師堅持精舍自力更生，一是要培養靜思僧團獨立、不依賴的僧格。二是為與慈濟志業的財務支出清楚劃分，以免落人口實。靜思僧團全體投入農、工生產與影音、文字出版工作，並將部分所得投入慈濟基金會是其自力更生模式。此模式不僅能保持僧團素質，避免高談闊論而缺乏實踐力之憾；亦成功轉型出家人形象，獲得社會普遍肯定與認同。其所實踐之寺院

經濟–結合現代化的行銷管道，將靜思產品於各地靜思書軒流通。營運收入不僅維持精舍基本用度並為慈濟作後盾的模式，對當代寺院的自主性及現代化轉型皆具示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