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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明與其不滿者：超越東西方的文明身份

為了解決美國加拿大關係的問題，作者（美）彼得·J.卡贊斯坦（主編） 這樣論述：

本書作為文明三卷本之一，主要來源於作者在教學和研究中的思考。英美文明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在20世紀初之前在由英國領導，自20世紀中期以來由美國領導，它為歐洲與美國家架起了溝通的橋樑，特色鮮明又具有多樣性。本書指出，西方文明具有多重傳統，內部多元化，且不是固定不變的。   本書為研究英美文明構建了清晰的研究視角和分析框架，彙聚了優秀的案例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同時，本書作為彙編作品，彙聚了陣容強大的作者隊伍，包括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問題研究系高級講師鄧肯·貝爾、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路易士·保利、佛吉尼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赫爾曼·施瓦茨、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美國政治副教授布倫登·奧康納

等人，卡贊斯坦在本書的開篇和總結章節中提出了全書的研究視角和分析框架，其他章節則由上述知名學者完成，理論觀點豐富且具有多樣性，整合在一個分析框架中，為研究美歐事務、國際關係、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學者和學生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視角。 彼得·J.卡贊斯坦：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美國康奈爾大學小沃爾特·S.卡彭特國際研究教席教授，《國際組織》雜誌主編，國際關係建構主義流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以及世界政治中的安全與文化，代表作有：《國家安全文化：世界政治中的文化與認同》《地區構成的世界：美國帝權中的亞洲和歐洲》《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義》（與羅伯

特·基歐漢合著）等。 作者簡介／Ⅰ 前言／Ⅲ 第一章英美西方文明／1 彼得·J.卡贊斯坦 第一篇第二章新盎格魯世紀計畫：種族、空間與全球秩序／43 鄧肯·貝爾 第三章全球鄉土地帶的英美文明：土地與內生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經濟學／73 赫爾曼·施瓦茨 第二篇第四章“帝國本我”：南非、印度和愛爾蘭視角下的英美文明／105 奧迪·克洛茨 第五章尋找自由的英美文明：從種族優越論到多元文化政治／137 斯爾詹·武切蒂奇 第三篇第六章關於英美文明的談判：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169 路易士·W.保利克利斯蒂安·雷烏斯斯密特 第七章外交文化：美國加拿大關係和美國墨西哥關係中的多重西方和

多重身份／203 布賴恩·鮑阿圖羅·桑塔克魯茲 第八章特殊關係：英美世界中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234 大衛·麥克唐納布倫登·奧康納 第四篇第九章多個西方與多形態全球主義／275 彼得·J.卡贊斯坦 參考文獻／330 本書是世界政治文明研究的三卷本叢書之一。第一卷《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維的視角》（2010年）強調文明的多元性與多維主義，並以之為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用於六大文明研究。隨後出版的兩捲進行了更為具體的文明進程和文明身份研究。《中國化與中國崛起：超越東西方的文明進程》（2012年）分析了中國和平崛起時代的中國化過程。《英美文明與其不滿者：超越東西方的文明身份》（2

012年）分析了英美文明身份的演變，特別關注了自由主義與種族之間的問題。《世界政治中的文明》為這套三卷本文明系列叢書奠定了概念基礎，第二卷和第三卷均在最後一章的第一部分對此概念體系進行了大體相似的複述。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副標題傳達了這兩本書的同一個核心思想，即我們需要超越把世界絕對地劃分為東方與西方的做法。 文明三卷本叢書的思想靈感來源於我在過去20年裡曲折的研究與教學過程中的思考。20世紀90年代，我曾試圖更深入地理解規範與身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我在一本書中研究了國際關係的一般性理論，並將這個理論運用到另外一本書中，研究了日本安全問題。在過去十年裡，我還思考過世界政治中的地區主義與地區化

問題。但是，我始終不太滿意自己對於東亞和西歐地區身份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歷史上的一幅幅地圖生動地表明，地區身份如何發生著演化，世界在人們的想像中如何不斷地被重塑。地區的邊界與地區的意義都是開放的，總是能引發政治辯論和衝突。就邊界和意義而言，地區與文明何其相似。我希望，關於文明政治的闡述能以一種更令人信服的方式，更準確地把握到那種政治脈搏。 事實上，我們的確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文明層面的分析加入國際關係的常規理論中。文明三卷本叢書試圖進一步明確世界政治的文明背景，重點研究中國化和英美文明，以這兩個例子來展現通常被納入全球化和國際化評價體系中的複雜過程和受到爭議的身份。儘管全球化與國際化指涉的物件

不同，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個概念是可以相互替換使用的。   全球化描述的是超越時間、壓縮空間的過程，對於世界政治具有創新和改造的作用。國際化指基於領土、跨越國界的交換，反映的是以國家為主要行為體的國際體系的基本延續與演變。全球化崇尚圍繞共同標準的融合，以及各種應對全球變化的本土適應性工作。國際化允許在各民族的實踐中繼續存在民族差異。因此，當代世界政治是改造性全球效應與累積性國際效應的混合體，這兩種效應塑造和重塑著國際體系。 聚焦文明進程和文明身份使我們可以脫離一般性分析，更為具體地勾畫特定的全球和國際背景，從而說明文明間接觸和交往的獨特特徵，以及偶發的文明衝突的特殊性。背景特性（cont

extualspecificity）是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補充，而非替代。現有理論告訴我們的是一般性層面上的規律，無助於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或接觸。文明三卷本叢書並不是要就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提出文明轉向的具體主張。我們試圖發現規律，而不是提出具體問題、特定條件，或者提出替代性的解釋和有助於定量研究的指標。我希望能勾畫世界政治的寬泛輪廓並提供創新的視角，以便其他學者進行更加深入和細緻的研究。 自撒母耳·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ForeignAffairs）雜誌上發表那篇著名的文章以來，他的文明衝突論一直是我在康奈爾大學講授的“國際關係導論”這門大課的必讀材料。那篇

文章為歷屆學生所喜愛……。十年前，我開始對宗教與世界政治的關係感興趣，研究宗教對世界政治的影響。那時我偶然讀到了史繆爾·艾森施塔特（ShmuelEisenstadt）的多重現代性（multiplemodernities）概念。   在某些方面，多重現代性能夠矯正文明衝突論；而另外一些方面，它又是文明衝突論的補充。最後，幾年前，我開設了一門新課，講授美國外交政策。在準備講稿的過程中，我重讀了亨廷頓關於美國的大量著述，認識到他的美國觀與路易士·哈茨（LouisHartz）的觀點相近，與文明衝突論也是一脈相承的。我還發現，艾森施塔特的多重現代性概念與羅傑斯·史密斯（RogersSmith）的多重傳統

批判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史密斯對哈茨（和亨廷頓）秉持的美國自由傳統觀進行了有力的批判。我的結論是，如果我們以不同于這些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學者的視角來研究美國及其同類國家，可能會收穫頗豐。美國不僅是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而且是全球市場上資本主義民主的領導者；美國本身也是一個獨立的文明。 與其他任何著作一樣，這套三卷本叢書也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如果說最初推動這個研究項目的是亨廷頓的文化現實主義，那麼最終自由國際主義的局限性成了我的核心關切。和文化現實主義者一樣，自由主義者至今依然遵循世界政治的歐洲中心模式，這一模式建立於19世紀，而今早已過時。和今天一樣，那時的文明國家或曰發達國家為不文明國家或

發展中國家制定標準。對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接觸迫使我專門就世界政治種族層面的問題進行了思考。我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納粹德國，被美國士兵解放，正因為許許多多美國士兵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才得以自由地生活。因此，種族對我而言曾是一個充滿了大屠殺暗示的課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一直予以回避。美國慷慨地收養了我，我也完全地投入到她的懷抱，我深深地崇敬美國，深深地被她吸引，這種感情使得我過去一直掩飾美國存在的問題和醜陋的方面。 儘管當著我這個德裔美國人的面，我的東亞同事們出於禮貌淡化了這個事實，但是多年來我從他們那裡瞭解到，他們認為在任何嚴肅的世界政治研究中，種族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很早

就意識到，我那些做國際關係研究的美國同事對於自由主義與種族關係的研究或是毫無興趣，或是公開持有敵意。當然可以說，他們所處的社會仍然帶有顯而易見的、永遠忘不掉的醜陋的種族主義疤痕；但更主要的是，他們認為在這個多重文化主義與人權的時代，自由主義與種族的關係不是問題。自由主義學者將威爾遜主義進行了改造，使其基本政策取向適用於我們的時代。而現實主義學者則批判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不切實際、過於理想主義，試圖弱化他對世界政治的深遠影響。   但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都沒有花上哪怕是片刻的時間思考過這樣一個問題，即來自南方的自由主義者威爾遜也是一個種族主義分子。因此，在這套三

卷本的結語部分，我研究了英美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在走向全球過程中的異同，探討了國際自由主義的局限性，努力尋找可類比的歷史案例，期望能夠幫助我們更全面地瞭解這場我稱之為“多形態全球主義”（polymorphicglobalism）的運動。儘管全球主義在內涵上與自由主義有著密切聯繫，但是它的意義更為深遠，它面對的不僅是西方或英美世界，而且是範圍更為廣闊、形態更為多樣的人文世界。 我最終發現，我對文明研究的興趣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質疑，甚至是過度質疑。尤其是那些對現代世界的文明研究感興趣的人，他們背負了太沉重的歐洲中心的種族主義負擔，因而本能地回避了文明的概念。雖然他們對我的主要觀點往往都是認同的，但是他

們問得最執著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用這個概念呢？”換一個負面聯想少一點的概念或術語不好嗎？後來我為這個問題準備了兩個答案。   首先，我願意和這些批評者打個賭。他們應該找些報紙，做適當取樣，對報紙頭版進行內容分析，數數他們個人或者他們感興趣的研究項目出現在頭版的次數，與報紙頭版援引“東方”和“西方”的次數進行比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和我打這個賭。我可以肯定地說，這些文明概念在日常用語中無所不在。其次，我會提到上文說過的康奈爾大學本科生的閱讀偏好。從以上兩個方面來看，我認為學者應該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公共話語的討論，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不是躲在各種新造的術語後面，不理會學生的觀點。 國際關係學

者對我的研究持不同態度。現實主義者只是聳聳肩，不置可否。他們對於世界政治的文化研究當然不感興趣，認為亨廷頓的理論已經被證實是錯的了，塵埃落定。衝突大多發生在文明內部而非文明之間。這種觀點忽視了亨廷頓最大的學術貢獻，他警告我們要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關係的文化背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自由主義者很難接受我的觀點。他們堅持說，良治的普適標準根植於自由主義原則，但我認為這與19世紀的文明研究有著深刻而密切的關聯，極其相似，令人擔憂。國際自由主義視域狹隘，不足以包容新興世界秩序中的所有規範議程。 編著《英美文明與其不滿者》一書的想法是我多年來與我一生摯愛——我的太太瑪麗（Mary

）——在飯桌上討論時產生的。晚餐時，她常常談起她的美國政治研究工作，我洗耳恭聽，受益匪淺。後來，我在美國政治科學學會2008年年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講，試圖指出自由主義思想和實踐在國內和國際上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為了這個專案，我於2010年組織召開了兩次作者研討會，分別是在國際問題研究學會和美國政治科學學會年會期間，我與本書作者都提交了研究提綱和文章初稿。2011年5月，多倫多大學芒克中心舉辦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學術會議，並提供了充足的經費支援。我特別要感謝中心主任路易士·W.保利（LouisW.Pauly），他儘管被各種事務纏身，但為這個項目毫不猶豫地給予了大力支持。我還要感謝中心的工作人員，大大小小

的事情他們都能高效完成。2010年兩次會議的全部經費和2011年多倫多會議的部分經費都由康奈爾大學小沃爾特·S.卡彭特國際研究教席教授經費支出。 衷心感謝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為我提供的2009—2010年度路易士和約翰·斯蒂芬斯創始人會員訪學專案。對我而言，那一年至關重要。我得以安安靜靜、不受干擾地進一步完善我這套文明三部曲，並閱讀了大量文獻，這些文獻在不同的方向上指引著我，使我獲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最後，我要感謝本書的各位作者，其中既有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有剛剛結交的好朋友。我從他們那裡受益良多，無論在“前言”或是“致謝”中都難以全面表達。他們提出的很多想法和建議，對我文章初稿的意

見，以及他們自己所撰寫的文章，使我進一步加深了對這兩本書所研究的主題的瞭解，加深了我對於世界政治中很多我尚未明白，甚至以前完全沒有思考過的一些問題的理解。並肩工作，其樂無窮。當我們像梅爾維爾筆下的漫遊水手以賽碼利（Ishmael）一樣踏上新的征程，尋找新的貨船和同伴時，我會懷念我們的討論。這兩本書也再次讓我認識到，創造新知識是一個美妙的過程，它既是社會性的，又是孤獨的。 我將此書獻給安妮卡。在本書修改完稿的最後階段，她響亮的哭聲傳遞著一個明確資訊：“走我自己的路——不走高速路。”我希望她長大後也是如此。 彼得·J.卡贊斯坦紐約伊薩卡2011年7月

美國加拿大關係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死刑以外，生刑之極－終身刑之研究

為了解決美國加拿大關係的問題，作者呂欣恬 這樣論述：

隨著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相繼廢除死刑，終身刑(Life Sentences，或稱Life Imprisonment)成為死刑以外最為嚴厲之刑罰，在國際上亦被廣泛使用。過往，我國對於終身刑之討論大多聚焦於是否以此作為死刑之替代刑，然而終身刑之本質，及其適用與影響卻甚少被重視。有鑑於此，本文擬以終身刑為研究重點，就其源起、定義、類型，以及比較法上適用概況為介紹，並就我國是否要增訂無假釋終身刑，以及現行無期徒刑有關規定可能致生之問題為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