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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電影：歷史、批評與風格

為了解決美國唐人街黑幫的問題，作者（美）詹姆斯•納雷摩爾 這樣論述：

黑色電影無疑是電影中蕞無定形的門類之一。誕生自美國好萊塢的“黑色電影”，卻擁有一個浪漫的法國名字“Film Noir”。而事實上，黑色電影卻幾乎與“羅曼蒂克”無緣。提起“黑色電影”，蕞容易想到的是那些風格化、憤世主義的20世紀40、50年代好萊塢黑白電影——關於私家偵探、蛇蠍美女、犯案黑幫、亡命鴛鴦的情節劇。   《黑色電影》一書沒有回避這些影片，但詹姆斯?納雷摩爾亦向我們指出：“黑色電影”這個術語遠比我們所認識的複雜和矛盾，它是一份重要的電影遺產，也是我們投射到過去的一種觀念。   像黑色電影中的私家偵探一般，詹姆斯?納雷摩爾抽絲剝繭，深挖數十部經典影片，包括經典之作《雙重賠償》《馬爾他之鷹

》《第三個人》《來自過去》，“新黑色電影”《唐人街》《低俗小說》《藍衣魔鬼》，以及21世紀的黑色電影《穆赫蘭道》《罪惡之城》《殺戮賭場》等，指出了進入黑色電影的七個路徑——概念生成、時代背景、審查制度、成本預算、美學風格、黑暗隱喻、新黑色電影。《黑色電影》提供了對黑色電影的原創性研究方法，既生動又廣博，同時還有大量的影片資訊和對數十部影片的評論，揭示出電影與文學、歷史和觀念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具有啟發意義。   《黑色電影》還是一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著作，除了電影和電視，筆力所及，還帶來有關現代文學、美術、流行文化的卓越見地。 詹姆斯納雷摩爾（James Naremore），

美國著名影評人，印第安那大學榮休校長教授（Emeritus Chancellor’s professor），研究領域為英語文學、電影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等。著有《奧遜·威爾斯的魔幻世界》（The Magic World of Orson Welles）、《文森特·明奈利的電影》（The Films of Vincente Minnelli）、《電影中的表演》（Acting in the Cinema）等。   譯者簡介   徐展雄，導演，編劇。導演作品《蕎麥瘋長》等，編劇作品《追·蹤》等。翻譯作品有《黑色電影》《重訪希區柯克》《青年史達林》等。   《黑色電影》中文版推薦序 i

中文版序 ix 導　論　這就是我進入的地方 001 第一章　一個概念的歷史 012 黑色電影的誕生 ：巴黎，1946—1959 015 無處不在的黑暗 036 第二章　現代主義與血腥情節劇 ：三個個案研究 053 毫無信念 063 對魔鬼的同情 082 死刑室 104 第三章　從黑暗電影到黑名單 ：審查制度和政治 122 波本酒，加波本追水 136 毒蛇逍遙在外 144 1947 年之後 155 第四章　低即高 ：預算與批評取向 171 B 級片對陣中等片 176 後 B 級片 195 第五章　舊即新 ：黑色電影的風格 210 黑、白、紅 213 戲仿、混成、時尚 243 第

六章　街道的另一邊 274 亞洲 279 拉丁美洲 285 非洲 291 第七章　黑色媒介景觀 316 第八章　21 世紀的黑色電影 347 傳奇與名單 347 進一步的研究 357 黑色電影的更多風格 364 黑色電影從未死去 372 注釋 389 參考文獻 423 人名索引 437 影片和廣播劇索引 459 章節頁圖片說明 475 致謝 477 譯後記 481  

鏡頭看世界

為了解決美國唐人街黑幫的問題，作者葉永烈 這樣論述：

這是一本驚奇之書。知名作家葉永烈把旅行的愛好與記錄整理的愛好結合在一起，於是有了這色彩繽紛、趣味橫生、讓人驚奇的世界自由行之錄。這是一部真正的大書，照片先行，見聞跟著照片，思考跟著見聞，從空中到地下，從橋樑到樓閣，葉永烈用文化與歷史這「雙筒望遠鏡」觀察世界，用鏡頭與筆頭記錄了一個別樣的世界，囊括了多地的生活方式和風俗歷史。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歷史是人類的腳印。作者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記、所思凝聚于筆端，展現社會風貌，表現百姓生活，濃縮歷史風雲，記錄時代印跡。 葉永烈 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教授。1940年生於浙江溫州。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1歲起

發表詩作，19歲寫出第一本書，20歲時成為《十萬個為什麼》主要作者，21歲寫出《小靈通漫遊未來》。早年曾經在《收穫》《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小說界》等純文學刊物發表小說，屢獲好評。後來從事長篇紀實文學創作，主要著作有150萬字的「紅色三部曲」——《紅色的起點》《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與蔣介石》，以及《「四人幫」興亡》《陳伯達傳》《鄧小平改變中國》等。 愛好旅遊與攝影，注重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去觀察每一個國家和地區。主要著作有《美國！美國！》《三探俄羅斯》《漫步歐洲》《神秘的印度》等「葉永烈看世界」20余卷。 序：我喜歡自由行    從細節看世界         空中看

世界            鏡頭的角度           寰球無處不飛花        面對大海            形形色色的橋          故宮承載歷史         城市的“名片“——雕塑   瑰麗的宗教聖殿       小國傳奇             唐人街巡禮            走進名牌大學          叩開名人的門扉        不同特色的賓館     飲食文化趣聞         在外國過“洋節“         我喜歡自由行 從“小溜溜”到“大溜溜” 小時候特別羡慕父親出差，看著他拎了一隻外邊套著灰色布套的皮箱去碼頭，踏上溫州到

上海的輪船，隨著東流而去的甌江水消失在天際。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的我，真想跟隨父親去看看上海是什麼樣的。可是，小小年紀的我，哪來“出差”？父親稱我是“小溜溜”—溫州話的意思是喜歡到處溜達的孩子。父親摸著我的腦門說，在這裡給你貼上一張郵票，把你從郵局寄出去，你就可以到處溜達了。後來，我長大了，寫了一部長篇童話，叫《“小溜溜”溜了》，寫的是一個孩子在腦門上貼了一張郵票，遊遍各種各樣、奇奇怪怪的王國。其實，這“小溜溜”就是童年的我。 我第一次出遠門，是在高中畢業之後，去上北京大學。17歲的我從溫州乘坐長途汽車來到金華，我見到冒著黑煙、呼哧呼哧喘著粗氣的火車頭駛過來，連行李都扔在一邊，奔過去看這從未見過

的龐然大物。我途經上海前往北京。記得，父親曾經笑著叮囑過我，看上海國際飯店的時候，千萬要把帽子戴好，因為仰起頭看高高的國際飯店，帽子會掉下來！幸虧我來到國際飯店前時沒有戴帽子。在溫州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高樓，儘管現在國際飯店在上海的高樓大廈之中只是個小弟弟而已。 我終於也開始出差。大學畢業之後，我在電影製片廠工作，天南地北地跑，出差成了家常便飯。我幾乎跑遍全國。不過，畢竟公務在身，總是來去匆匆，何況那時候把旅遊說成是“遊山玩水”，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妻則忙於上班和照顧婆婆、孩子，很少有機會旅遊。 一直到妻退休之後，我們才有機會組成“兩人團”自由自在地旅遊—自由行。我也就從“小溜溜”變成

“大溜溜”。我們的足跡遍及全中國以及20多個國家和地區，我們曾十幾次前往美國。 如今的我，雖說已經去過那麼多的國家和城市，但是對於沒有去過的地方永遠充滿好奇心。旅遊成為我的興趣和樂趣。我制訂了“世界自由行”的整體計畫，還將前往更多的國家…… 一圖在手，走遍天下 2007年夏天，從美國芝加哥飛往奧克蘭的時候，我乘坐的是美國西南航空公司班機。喝完飲料之後，空中小姐遞給我一張餐巾紙，我卻捨不得用掉，因為餐巾紙上印著一幅美國地圖，上面標明美國西南航空公司航線所及的所有城市，其實也就是美國的主要城市。 對於地圖，我仿佛有一種特殊的癖好。在旅行中，我來到一個新的城市，第一件事就是買一張當地的地圖。

在美國的機場、地鐵站以至公共汽車上，都有免費贈送的交通路線圖，我都一一收集。我曾說，一張地圖在手，走遍天下不愁。 在我到過的城市之中，要算紐約的地鐵線路最多、最複雜，對於不熟悉的人來說，簡直像個地下迷宮。紐約地鐵是隱藏在地下的一張密密麻麻的蜘蛛網，把觸角伸向紐約的每一個角落。在紐約街頭，常可以見到標明“Subway”的入口，走下去便是地鐵。紐約的地鐵之所以如同地下迷宮，是因為紐約的地鐵總共有27條線路，即 1、2、3、4、5、6、7、8、9以及A、B、C、D、E、F、G、H、J、L、M、N、Q、R、S、V、W、Z。如此眾多的線路，分別用紅、橙、黃、綠、青、藍、紫、黑、灰、棕等十種不同的顏色標

識。五顏六色的標誌，掛滿紐約地鐵的各個通道口。此外，每條線路又分快車（Express）和慢車（Local），快車只停大站，慢車站站都停。 我第一次在紐約乘地鐵，是在1993年。住在紐約的堂妹帶我乘坐地鐵。那時候，紐約地鐵的治安很不好，她叮囑我，要在上衣口袋裡放20美元現金，倘若在地鐵裡有人突然從背後勒住你的脖子，你趕緊從上衣口袋掏出20美元現金，他就會放過你。她這麼一說，我不免“嚇勢勢”。走進紐約地鐵，迎面是昏暗的燈光，斑駁的牆壁，隨處可見的亂塗亂畫和垃圾，裸露的縱橫交錯的黑色管道，沒有任何裝飾的月臺，從鐵軌間竄過的老鼠……說實在的，紐約地鐵給我的第一印象很差。和堂妹、妻子一起在車站等地鐵的

時候，我真擔心有人突然從背後扼住我的喉嚨。 後來，紐約市政府出重拳打擊地鐵黑幫，使紐約地鐵不再成為犯罪的場所，大大提高了安全度。這樣，我進入紐約地鐵，不再有那種恐懼感。我和妻一次又一次來到紐約，我學會了如何識別紐約地鐵五花八門的標誌，憑藉一張地鐵交通圖，遊遍紐約各個角落。即便是“9·11”事件爆發之初那樣緊張的時刻，我仍在紐約乘地鐵四處採訪。這時，紐約地鐵給我的印象完全改觀了，那就是便捷和高效率。紐約地鐵雖然遠不及我所見到的莫斯科地鐵那樣豪華、到處是雕塑和畫像，卻是那麼簡樸、實用。 2007年5月，我在悉尼和墨爾本舉行講座，兩地都有朋友接待。坎培拉是個例外。坎培拉是澳大利亞的首都，我很希望

到那裡看看。然而，在坎培拉我沒有一個朋友，無人接待我，我又不愛參加旅遊團，喜歡“自由行”，於是便和妻憑藉地圖遊覽坎培拉。我們在清早5時起床，乘坐從阿什菲爾德到中央火車站的公共汽車頭班車，趕上了6時50分從悉尼開往坎培拉的火車，之後遊遍了坎培拉。 去俄羅斯的時候，臨行前在上海買到一本俄羅斯地圖集。到了俄羅斯，打開地圖集，才發現那些地圖幾乎派不上用場，因為地圖上只標注了中文地名，卻沒有俄文地名。我趕緊在莫斯科買了俄文版地圖，這才不至於迷路。 “好攝之徒” 1961年，21歲的我寫出了《小靈通漫遊未來》。我筆下的小靈通，是一位元小記者，胸前掛著一架大照相機。其實，小靈通也是我的化身。如今，我也

胸前掛著一架大照相機，漫遊世界。 攝影記錄了旅途的見聞，凝固了難忘的瞬間。每逢外出旅遊，我就成了“好攝之徒”。一見到值得拍攝的景物，我立即掏出相機，哢嚓哢嚓，那“時刻準備著”的架勢就像一位元很專業的攝影記者。 最初，我用的是膠捲照相機。自從用上數碼相機，那些膠片照相機就“退休”了。我跟數碼相機交上朋友，是在2001年。作為“電腦迷”的我，平日愛逛上海的“百腦匯”。有一回，我見到了“好E拍”，小小的，像只微型手電筒，卻可以拍照，600元一隻。喜歡新奇事物的我當即買了一個。回家之後，把說明書“研究”了一番，把軟體裝進手提電腦，我很快就掌握了拍攝和輸入技術。 買了“好E拍”不久，正巧我和妻去美

國探親。一下飛機，小兒子和兒媳前來接機，我拿起手裡的“微型手電筒”，他們居然不知道我在給他們拍照。到了三藩市家裡，我把一幀幀照片像變魔術似的從“好E拍”裡輸入手提電腦，顯示在電腦螢幕上，他們“傻冒”了。小兒子畢竟是電腦專業人士，笑道：“哦，什麼‘好E拍’，不就是‘最最傻瓜’的數碼相機！”那時候，數碼相機在美國還不大普及，而且沒有“好E拍”這玩意兒，所以我居然能夠用這“微型手電筒”把他們“鎮住”。 “好E拍”拍攝的數碼照片，只有30萬圖元，一放大就“糊”了，而且一次只能拍20多張，充其量算是個高級電子玩具罷了。小兒子、兒媳見我對數碼相機情有獨鍾，就花500美元買了一台數碼相機送我。這下子，“鳥

槍換炮”了：每張照片的圖元1000萬至2000萬，在電腦上即便“全屏顯示”，也很清晰。配了一張16G存儲卡，一次可以拍幾千張照片。這台照相機有變焦鏡頭，取景自如，另外，還可以拍攝錄影。 從此，數碼相機成了我的親密夥伴。我發現，使用數碼相機比傳統的膠捲相機方便多了。比如，沖印膠捲最快也得一個小時，而數碼相機“拍立得”。倘若不滿意，當即刪去，重拍。數碼相機不用膠捲，拍攝幾乎無“成本”。我最感方便的是，用膠捲拍攝必須等36幀拍完才能拿去沖印，而數碼相機哪怕只拍了一幀，也可以隨時輸入電腦，顯示出來。我用燒錄機把數碼照片刻在光碟上保存，一張光碟可以保存上千幅數碼照片，“拷貝”也極方便，免去了厚厚的照相

冊、底片冊。往日用膠捲拍攝，我必須用掃描器掃描之後，才能用電子郵件發出去。其中，啟動掃描器以及掃描之後壓縮照片檔，要花好幾分鐘。如今，我輕點滑鼠，須臾之間便可以把數碼照片發出去，讓兒子、兒媳共用旅途勝景。 我不斷改善我的“裝備”，後來又買了更新更好的數碼相機，每一次出國都能帶回幾千張以至上萬張數碼照片。 最近，我買了一個2000G的移動硬碟。營業員感到很驚訝，問我買這麼個大容量的移動硬碟幹什麼。我笑道，儲存數碼照片唄！“你是攝影師？”在她看來，普通的顧客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數碼照片。 在寫作之餘，我有三大愛好：一是旅遊，二是攝影，三是玩電腦。 這三大愛好成了“鐵三角”：在旅遊中邊游邊攝，回

家之後把數碼照片在電腦上進行各種各樣的“後加工”，然後存入移動硬碟，還刻在DVD光碟上保存。 邊游邊攝，日積月累，我的電腦裡擁有龐大的照片資料庫。在閒暇時，我與妻一起從電腦螢幕上欣賞這些風光旖旎的照片，仿佛又回到美好的旅途。 《鏡頭看世界》最初是一次講座 我的職業畢竟是作家，我往往一邊旅行，一邊把見聞記在筆記本上或者輸入手提電腦。我常常把寫作與“鐵三角”相結合，寫出了一系列“行走文學”。不過，那樣的書，往往是單打一的，縱向的，比如《美國！美國！》，寫的就是美國；《目擊澳大利亞》，寫的就是澳大利亞。 然而，這本《鏡頭看世界》卻是橫向的、綜合性的，而且是圖文並重的。 寫作這本《鏡頭看世界

》，最初源於一次講座。 那是2007年8月初，我剛從美國回來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的朋友約我為上海市的“東方講壇”做一次講座。“東方講壇”是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共同主辦的。知道我在旅行中拍攝了許多照片，他們就把講座的題目定為《鏡頭看世界》。這一講座被列為“東方講壇·經典藝術系列講座之六十二”。 於是，我開始準備講座。從我電腦中的照片庫裡，選出一張張照片，同時把講稿寫好。2007年8月13日上午，我在“東方講壇”主講了《鏡頭看世界》。 “東方講壇”做了這樣的介紹： 葉永烈教授到過美國、俄羅斯、法國、德國、奧地利、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亞、朝鮮

、越南等許多國家，用照相機記錄了自己的所見所聞。這次講座，他特地從數萬張攝影作品中精選部分佳作，與聽眾分享他的“行走”樂趣。 作為作家，對葉永烈來說寫作就是捕捉細節，他的鏡頭也是如此—捕捉人們眼中司空見慣卻又能反映當地社會民風的細節。他的照片不求完美的構圖與色彩，但希望反映那個地方的歷史與文化，為觀眾打開一個接觸不同世界的視窗，體會一個地區的生活與人文特色。 作為旅行者，他在美國看到了中國變化，也看到了“9·11”事件後美國所經歷的變化；而在與美國朋友的交往中，他們對生活積極樂觀的態度及對待友人的好客熱忱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些他都用鏡頭記錄了下來，讓讀者和他一起見證兩個正在不斷成長的國

家，和它們的人民之間日益加深的友誼。 作為短暫的居民，他深入接觸了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美國，他有個習慣就是在口袋裡放一個照相機，見到有意思的場景就按動快門：菜場上的物價牌，三藩市的同性戀大遊行，國慶日滿街的星條旗……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理念都化作具象的瞬間展現在讀者的面前。 取材多樣的照片配合葉永烈教授生動輕鬆的講述，為聽眾打開一扇窗，一扇通向外面的精彩世界與繽紛生活的窗戶，聽眾也從主講人的講述中，感受到了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位名叫貝貝的聽眾，聽了講座之後，在自己的博客裡寫了《葉永烈的鏡頭世界》一文，談自己的感受： 今天有幸聽了葉永烈先生主講的講座《鏡頭看世界》。葉永烈先生是作為

一名紀實文學作家而聞名，其攝影和旅行方面的愛好也在近年來為人們所知。葉老師精心挑選了上百張他在旅行中拍攝的照片，與大家一起分享自己且行且思的體驗和感受。 葉老師說，自己並不是一個專業的攝影家，但卻知道要用心去攝影。他用自己的鏡頭記錄下旅行中的所見所聞。葉老師的照片既有紀實派的，也有印象派的，甚至有些照片還會給人“意識流”的感覺；既有氣勢如虹、林林總總的各國建築群，也有如夢如幻、清靜幽麗的異國風光；既有“美國同性戀大遊行”這樣影響深遠的社會事件，也有“街頭藝人的搞怪演出”這樣日常生活中的點滴細節；既有從機艙中拍攝的城市俯瞰圖，也有人們微笑的近距離特寫……葉老師的照片角度各異、內容迥然，猶如一部

由圖片組成的紀實小說，記錄了他在旅行中邊走邊看的行走生活。 漂亮的照片配上葉老的生動講述，讓在座的聽眾都跟隨葉老一起暢遊了美國。短短的兩個小時，大家依然意猶未盡，這種愉快的分享在葉老對“9·11”事件後美國民眾的生活狀態的解析中接近了尾聲…… 講座雖然結束了，但是帶給我的思考卻剛剛開始。 我們每個人都會去旅遊，旅遊中也總會拍些照片，可是為什麼我們的照片都是“人拍我拍”，大家的照片都似曾相識，只是人物和POSE不同罷了？做新聞的人有一句話—“角度決定深度”，有一段時間也成了社會流行語，而現在這句話恐怕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了。有人說，思考應當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習慣，可是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

夠真正做到時時思考、事事思考這一點呢？快節奏的生活讓我們疲於奔命，對於周遭的各種變化開始變得遲鈍起來，甚至有些麻木。也許正是這種司空見慣和習以為常的心態阻礙了我們對於生活的思考，在我們的眼睛裡，看到的任何事物都只有它本身，而不會去思考它之所以會成為現在這樣的原因，景色只是景色，現象只是現象而已。而葉老師比我們多的就是一顆善於發現、善於思考的心，永遠帶著一種質疑和探索的心態來看待這個社會，並用鏡頭記錄下來，將其變成他鏡頭中的世界。 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一直是近些年來的熱點問題，各類新聞媒體不斷播放著相關的新聞和專題報導，但是葉老師卻帶我們走進了一個更加真實的，至少比新聞報導中更加全

面、更加立體的美國。他用一張張生活照記錄了美國最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讓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認識美國。其實回想我們對於各個國家的看法多是來源於新聞和電影，往往會受到刻板印象的影響，這樣的感受多少會有些失真。我們經常會說，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認識還很片面，但是我們自己呢？不也正是這樣嗎？鏡頭中的美國並不是我們通常認識到的一個強勢的、發達的美國，而是一個恬靜的、美麗的國度，儘管這樣的認識也許並不是美國的全部。 葉老師的講座就是這樣，用自己的鏡頭向大家展示自己看到的美國。 我沒有想到，這次講座竟然成了“保留節目”，許多地方邀請我做講座，點名要講《鏡頭看世界》。我又走訪了許多國家，不斷對講座的內容加以

補充。 我更沒有想到，在朋友們的提議和催促之下，把這一講座變成了一本書。當然，出書比講座要細緻得多，深入得多，內容也要廣泛得多。我重新整理我的思緒，把講稿推倒重新寫過，並對照片精挑細選，一一配上說明詞，終於寫成了這本圖文並茂的《鏡頭看世界》。

形象化的黑色幻影： 以杜琪峯的黑色電影為例

為了解決美國唐人街黑幫的問題，作者張芳綺 這樣論述：

在電影圈耕耘多年而又多產的杜琪峯是香港電影圈最為活躍的導演之一，其中他最人稱道的便是一系列帶有「黑色電影」風格的影片。他的電影生涯以1997年「銀河映像」電影攝製公司的成立年份劃分，此後的作品著重於商業與藝術並重，除了在香港極為受歡迎，也受到國際各大影展的肯定。追本溯源觀之，由法國影評人尼諾‧傅杭克（Nino Frank）等人命名的「黑色電影」距今已近70年，它出現於美國而後在法國被命名，影響了法國的尚‧梅爾維爾。梅氏的《獨行殺手》等片在1970年代進入香港，而後影響了許多香港影人，在杜琪峯手中則開創出一種著重男性情誼、冷峻風格的「香港黑色電影」。究竟「黑色電影」在經歷了這些年歲後，在杜氏的

影片中又有何異同之處？此外， 自「九七回歸」後，身份成為香港電影中常見的命題，選在此一特殊年份成立電影公司的杜氏作品便常被予以政治寓言的形式所分析。然而除了「九七回歸」所代表的政治喻意，杜氏如何透過音像元素的配置表達香港乃至於個人身份危機的影像命題？奠基於此，本文將以杜琪峯影片為文本，耙梳杜氏歷來電影風格與風格轉變。同時考掘自古典「黑色電影」─梅爾維爾─杜琪峯此一脈絡的風格軌跡，以及針對影子與物件的意涵探究杜氏如何以此展演身份的命題與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