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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蘇碩斌所指導 熊信淵的 熱門、搖滾到民歌——臺灣青年的音樂世界（1950’s-1970’s） （2016），提出胡凱兒昨天吉他譜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熱門音樂、搖滾、民歌運動、音樂史、美援。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邱德亮所指導 陳昇澤的 台灣「獨立音樂」的「反叛」形象與社會屬性初探 （2015），提出因為有 獨立音樂、階級、小資產階級、小布爾喬亞、反叛、資本主義、勞工的重點而找出了 胡凱兒昨天吉他譜的解答。
熱門、搖滾到民歌——臺灣青年的音樂世界（1950’s-1970’s）
為了解決胡凱兒昨天吉他譜 的問題，作者熊信淵 這樣論述：
臺灣的音樂研究在文化現象方面已有豐富的著作，本文試圖連接現象間的斷裂，以熱門音樂出現到民歌運動走向尾聲的25年間為對象，將搖滾樂在台灣被接受與本土化的歷程做為軸線，觀察沉迷於搖滾樂的不同世代青年如何發展出新的音樂認同，透過不斷的鬥爭帶動表現風格的轉變。在寫作手法上，本文以音樂社群內重要人物的活動為主敘事線，逐漸帶出外圍的產業發展與政治變遷等背景。50年代中期，西洋流行歌在戒嚴的封閉氛圍中快速得到外省青年的擁護與權力集團的庇蔭，以熱門音樂的名稱快速發展起來。搖滾樂於此時加入後，在50到70年代間共經歷了三次轉換。以青年為主要支持者的熱門音樂始終無法真正走進音樂產業，在60年代中期投身於夜總會等
新興的娛樂場所，使得社會觀感急速惡化。70年代之初，知識青年開始使用搖滾樂一詞來稱呼自己喜愛的60年代美國民謠，抱著改革臺灣樂壇靡靡之風的理想的他們吸收搖滾樂的養分，帶動社會各領域在70年代中期一同展開以民歌為名的音樂運動，最終卻因官方對青年自主意識高漲的顧慮無法繼續擴張規模，政治力的審查、改作等粗暴行徑也讓青年的理想火焰逐漸熄滅，悄悄走向尾聲。
台灣「獨立音樂」的「反叛」形象與社會屬性初探
為了解決胡凱兒昨天吉他譜 的問題，作者陳昇澤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以社會結構的歷史變化作為視角，對台灣「獨立音樂」的「反叛」形象與社會屬性，進行一個初探性的研究。 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為：「獨立音樂」場域中，不同的群體大致形成的那些「反叛」形象，即反政府、反大眾化市場、反中產階級價值觀與生活、反剝削、「反資本主義」等「反叛」形象，究竟是什麼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換言之，它們與社會結構的歷史變化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 研究主要環繞以下幾個層面進行分析。生產面：社會結構與音樂形態的歷史變化，政治化、商業化與象徵符號反叛的爭論，「獨立」音樂的形成。消費面：不同曲風對於聽眾的意義，曲風與聽眾之間的對反關係與共通點，不同聽眾對於「獨立音樂」與「反資本主
義」之間有無關聯的看法。 同時，本文也透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家庭背景、學校教育、工作環境等社會經驗，嘗試探討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以及勞動條件，對於不同社會行動者的影響與限制，進而闡釋社會客觀條件的重要性。 研究結論：「獨立音樂」的形態隨著社會結構變化而變化。文化小布爾喬亞與經濟小資產階級之間，特別是在反大企業的市場壟斷、反大型組織的官僚主義作風，並強調自主空間方面，形成了同質共構的關係。 今日許多所謂「反叛」或將此連上「反資本主義」的表述，主要是上述兩者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而不是基層員工與高層老闆之間的鬥爭。於是，音樂人的政治表態，也延續小資產階級的路線：反政府並請求政府補助，而不是直接找
資本家抗議。 小資小布與資產階級的對反，有其歷史社會淵源。資產階級方面，由於政治、省籍、語言、產業結構因素，使得他們始終缺乏文化投資靈敏度，因而幾乎不太進行投資。小資小布方面，起初由於服務業轉向、社會富裕而能夠投入音樂，並由於家庭、學校、政治高壓統治，而在曲風上偏向重搖滾。接著，由於高等教育的擴張，學校、政治管制的消退，使得他們集中反對中產階級、布爾喬亞的唯錢是問。曲風上，則是逐漸轉向了「台北憂鬱三搖」。同時，青年創業潮的出現，也連帶著「獨立」音樂的形成，並呼應了他們的主張：做自己喜歡的事。商業化、象徵符號反叛、資本主義收編與否的爭論，也是這個社會條件下的產物。 最後，由於貧富差距拉大，大
企業日漸擴張，壓縮了小企業的空間，因此，小資小布在這種雙重「無產化」之下產生各種焦慮，從而傾向在政治與文化上，表現出某種「反資本主義」與反政府的姿態。 聽眾方面，根據曲風的輕與重，形成了對反關係。不同曲風對於聽眾，各自具有情緒宣洩、抒發、療癒等不同意義。同時，他們也有共通點，即對於獨特感的追尋。英搖、小清新民謠的文青樂迷，往往會透過消費各種「小的」、「手作／手工」、「獨特」、「獨立」字號的產品，或強調某種語焉不詳的「實踐」以及對於社會或文藝「弱勢」的關懷，來標榜自己的「反叛」姿態或「反資本主義」。 然而，關於「獨立音樂」與「反資本主義」之間有無關聯，不同的聽眾根據各自的社會經驗，也大致可略
分為三種不同的看法。品味觀點者大抵認為，藝術品味方面的獨特感，即是「反資本主義」。中間觀點者大致認為，「獨立音樂」有時發出對社會的不滿，因此與「反資本主義」相關。勞動條件觀點者則大致認為，「反資本主義」與「獨立音樂」無直接相關，而是應該要牽涉到勞動條件的問題。 最後，本文也透過幾個不同案例的比較，指出階級仍然存在，同時說明家庭背景、學校教育、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勞動環境等社會條件，對於不同群體的文化實踐與偏好，具有重要且關鍵的影響。 總體來說，「獨立音樂」及其「創業神話」與「勵志偶像之形塑」，或可視為文藝版本的攤販、自營業者、個體戶，或「黑手變頭家」於文化場域中的再復返：「新手變專家／頭家
」。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小資小布為了反對大型企業（＝官僚主義＝規訓奴役＝唯錢是問＝單一同質＝資本主義），避免異化與「無產化」，而創立出來的文化避難所。同時，再加上大規模、群眾性的勞工運動，直至今日，始終沒能佔據一個顯著的位置。於是，今日所謂「反資本主義」的政治與文化，多是由小資小布的路線主導。因此，音樂的生產方面，也較少持續再生產與勞工相關的群體，消費方面，也較少有聽眾會將某個樂團詮釋為勞動階級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