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人種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包括賽程、直播線上看和比分戰績懶人包

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

為了解決荷蘭人種的問題，作者C.E.S. 這樣論述：

　　350年前，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率領1千餘名荷蘭守軍，苦守熱蘭遮城9個月，頑抗2萬5千名鄭成功襲台大軍的激戰實況 本書特色 　　350年前，台灣島上爆發首次政權攻防戰  　　1661年4月底，中國國姓爺（鄭成功）在滿清朝廷重重剿殺下，率領兩萬五千大軍渡海襲台，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不甘屈服，憑藉手頭僅有的一千餘名荷蘭守軍，苦守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頑抗，雙方激戰、談判又激戰，對峙了九個月，揆一才在必敗無疑的形勢下獻城投降，台灣從此脫離西方商業殖民勢力，被捲入至今難以拔脫的中國內戰漩渦。 　　千夫所指的揆一，忍辱寫下這本台灣答辯書 　　揆一率領部眾返回巴達維亞後，立即遭起訴，被判處死刑、財

產充公，最後改判終身監禁在僻遠小島Ay，在島上度過八年悲苦的流放歲月後，才在親友奔走下獲得特赦，返國前夕（1675年），揆一以匿名形式出版本書，替自己背負的喪失台灣之罪名，提出最鏗鏘有力的答辯書，更為這場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戰役，留下不朽的歷史見證。 　　絕無僅有的珍貴文獻，再現荷蘭殖民當局的苦惱與應對 　　本書是第一手文獻中唯一以這場戰役為主題的專著，從交戰一方荷蘭統帥揆一的角度，完整敘述戰爭爆發前夕的整體情勢，以及雙方交戰的實際經過，透過這一敘述，讀者不僅可以清楚瞭解島上荷蘭當局所面臨的困難與決策過程，也能跳脫習慣上從中國鄭成功角度所看到的「收復」台灣，改從島上荷蘭長官的立場來認識鄭成功「攻

台」的始末。 　　藉揆一之筆，我們窺見台灣先祖的隱約身影 　　站在當時島上最高統帥揆一身旁，我們隨著他的眼光四下梭巡，看見早期台灣人的身影：兵荒馬亂下，富裕、有名望的漢人移民各自選邊站，有人向荷蘭長官密告，有人對國姓爺通風報信，沒錢沒勢的漢人移民則隨風飄蕩，或是逃回中國，或是留下來拚命保全畢生心血；原住民則在威脅利誘下，淪為島上強權的馬前卒，時而幫荷蘭人鎮壓漢人起義，時而替漢人攻打落難的荷蘭人，台灣最初主人的地位與尊嚴蕩然無存。 　　歷久彌新的經典，唯一流通的漢文譯本 　　本書目前有德、法、日、英、漢等語的譯本；其中，英譯本有三種，日譯本也有三種，漢譯本則有四種。今年適逢1662年荷蘭人撤離福

爾摩沙、國姓爺攻佔台灣的350周年，前衛出版社特推出《被遺誤的台灣》的第五種最新漢譯本，並委請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撰寫導讀，以彰顯本書的不朽經典地位，讓這本與台灣命運密切相關的書籍，得以漢譯本的面貌重新在島上流通。 作者簡介  C. E. S. 　　學界認定係指Coyett et Socii，即揆一（Frederic Coyett, 1615-1687）及其同僚。揆一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最後一任長官，中文文獻稱作「揆一王」或「夷酋揆一」，出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貴族世家，另一說則謂出生於南尼德蘭（今荷蘭南部、比利時之間）。 　　揆一在1643年以上席商務員身份來到東印度，1645

年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升為高級商務，同年，揆一與荷蘭世家出身的蘇珊娜（Susanna Boudaen）結婚，和第八任台灣長官卡隆（Francois Caron, 任期1644-1646年）成為連襟，似乎也因這層關係而被任命為台灣評議會議員。1647-48年及1652-53年，揆一兩度出任日本出島商館館長。1648-1652年，揆一來到台灣，任上席商務員兼副長官，期間與第十任台灣長官富爾堡（Nicolas Verburch, 任期1649-1653年）產生衝突。1654年，揆一被任命為本島地方官，1656年成為第十二任台灣長官。 　　揆一在台灣長官任內，鄭成功攻台風聲不斷，為加強台灣防備，遂求

助於巴達維亞總部，但遭時任東印度評議員的富爾堡不斷掣肘，讓他難以施展手腳。1661-62年間，大員的熱蘭遮城遭鄭成功圍攻，揆一在孤立無援下，苦守九個月後被迫投降。揆一回到巴達維亞後，立即遭起訴，被判處死刑、財產充公，但處死時刻遲遲未能決定，最後改判終身監禁在今印尼班達附近的一個叫Ay的小島，在島上度過八年。後來由於親友極力奔走，揆一才在荷蘭親王威廉三世特赦下，於1674年搭船返回荷蘭。 　　1675年，揆一以匿名形式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被遺誤的台灣》，不僅替自己及大員評議會所背負的喪失台灣之罪名，提出最鏗鏘有力的答辯書，也為這場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戰役，留下不朽的歷史見證。 譯者簡介 甘為霖牧師（

Rev.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英譯） 　　蘇格蘭格拉斯哥人，隸屬於英國長老教會。甘牧師在台灣傳教長達46年（1871-1917年），是除了巴克禮牧師外，在台最久的傳教士。曾獲日本政府頒發「勳五等雙光旭章」、「勳四等瑞寶章」，以及加拿大多倫多納克斯（Knox）神學院授與名譽博士學位。 　　宣教之外，甘牧師也潛心著述，出版眾多以台灣為主題的作品。在早期台灣史方面，有翻譯自荷蘭文的《荷據下的福爾摩沙》（本書即譯自其中的第三部份「中國人征服福爾摩沙」），重印荷治時期的《新港語馬太福音》、《虎尾壟基督教教導》，以及《台灣佈教之成功》。在教會羅馬字方面，有名著《廈門音

新字典》（甘字典）、《聖詩歌》以及《治理教會》。在教會史料方面，則有經典的《台南教士會議事錄》。另有專著《中國的盲人》、《闢邪歸正》、《播道論》等。 林野文（漢譯） 　　台灣雲林人，農村家庭出身。崙背國校、虎尾初中、虎尾高中，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合作經濟系畢業。曾任高職教師，稅捐稽徵處稅務員，因不慣官場酬酢文化，也不想同流合污，自願去職，轉任某大紙廠業務開發經理，後自行經商，身經百戰。今已退休。自幼熱愛鄉俚野史，愛看布袋戲、歌仔戲、新劇、電影，也愛舞文弄墨，發抒所感，嘗自命「田庄郎君野文客」，平生記述觸景生情片斷，間續錄有《野文百感集》，準備帶往天國。著有《二十年台商一場夢》（前衛，2010），譯

有《被遺誤的台灣》（前衛，2011）。 導讀者簡介 許雪姬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著有專書《清代臺灣的綠營》、《龍井林家的歷史》、《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及論文八十餘篇。 　　口述歷史作品有《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莊淑旂回憶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下厝篇）、《柯台山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下）、《藍敏先生訪問紀錄》、《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1940-1962 》、《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二二八事件專號》等。 　　曾修纂的方志包括《續修

澎湖縣志》、《鹿港鎮志：宗教篇》、《續修臺南市志：卷七選舉志》、〈續修高雄市志卷——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等。

荷蘭人種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台灣民族學的發展與意義

為了解決荷蘭人種的問題，作者周士煌 這樣論述：

民族學ethnology研究「民族ethnos，及附著於其身的文化」，台灣的民族學，研究對象是台灣諸民族/民族集團：原住民族、客家、Lán-lâng/Holo、外省人。其中，學科傳統領域研究的首為台灣原住民族，在政策的支持下，客家研究亦開始展現成果。原住民族研究和客家研究，已有整體性「知識體系」的建構。台灣其餘民族的學問，則以民俗學或地方學來表達，其體系尚待發展。作為近代學術的民族學，在台灣有其特別的歷史發展過程。由日本治理台灣時，為了施政所進行的大規模調查、與稍後的學術研究開始，累積成果。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以誌書的編寫及審查圈錮地方知識份子，確立「以本土為地方」，以台灣為學科的練習場，並橫

殖入文獻學研究的中國邊疆民族史。民主化之後，台灣主體性漸漸展現，本土研究開始興盛，教育系統與學術系統對台灣的觀點也開始正常化。對自身生活環境的興趣，則以「地方學」的樣態出現。台灣為一多民族的國家，清楚了解諸民族及其文化，為「屬族」的學問，以國家的文化主體性為學問的對象，可以稱為「台灣學」。台灣學為「屬國」的學問，為台灣的國學，其核心應該為台灣的民族學。台灣學或國學的發展，尚待觀察，但並非空想。

那一年，我在萊頓

為了解決荷蘭人種的問題，作者傅佩榮 這樣論述：

　　距離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只有半小時車程的萊頓市，是一個大學城，居於此地的萊頓大學則是荷蘭最古老的大學、也是第一所大學。　　作者傅佩榮於97年獲選為教育部派往荷蘭「國際亞洲學研究院」的第一任「歐洲漢學講座教授」，自此一年的時光裡，他從生活面、文化面與學術面向，記錄了他獨特的心得。在本書書中，你將看到荷蘭人種特殊的面貌，你終於了解為何英文俚語會有「go Dutch」、「I am a Dutch」的說法。此外，荷蘭是先進國家，其社會福利制度、法律制度與重視學術專業，是我們必須學習、思考甚至是警惕的。品味文章之餘，美麗的荷蘭景致也可盡收眼底，我們熟知的風車、鬱金香之外，運河、腳踏車海及詩牆更是萊

頓這古老的歐洲城市，令人讚嘆與回味的地方。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荷蘭人種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