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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蘆洲放水燈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

蘆洲湧蓮寺及其誦經團七月普渡祭典現象探討

為了解決蘆洲放水燈的問題，作者杜泳樂 這樣論述：

論文名稱：蘆洲湧蓮寺及其誦經團七月普渡祭典現象探討 頁數：147關鍵字：蘆洲湧蓮寺、誦經團、普渡、祭典校系所組別：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畢業時間及提要別：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碩士學位論文提要研究生：杜泳樂 指導教授：王鏡玲博士論文提要內容： 在台灣民間信仰中，農曆七月普渡祭典相當受到重視，在時代變遷下也產生些許變化，特別是從中元普渡轉變成七月的普渡。蘆洲湧蓮寺為地區信仰中心，長期致力於地方公益，寺內有一個為數五十多人的女性誦經團，在七月普渡更有許多形式的祭典，釋出許多對於人、亡者及土地的

關懷。本論文目的為探討湧蓮寺七月普渡的宗教現象，研究方法包含以參與觀察法來了解祭典及儀式內容，並以深度訪談法進行信徒與普渡之分析研究，透過理論與宗教現象來進行對話。本論文探討：1. 蘆洲湧蓮寺在農曆七月十四、十五日舉行的中元普渡，以及湧蓮寺誦經團七月最後一天的小普渡，如何展現神聖空間的意涵。2. 以女性為主的湧蓮寺誦經團的創建過程，以及誦經團成員在七月普渡祭典期間所展現的宗教體驗。3. 湧蓮寺及其誦經團如何展現誦經團的女性在民間信仰中的角色與生命關懷。4. 湧蓮寺誦經團成員及信徒的靈感故事、以及宗教儀式與政治人物的關係，如何反映台灣民間廟宇文化所扮演的現代社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