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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諸將列傳研究-以先秦所見兵書中戰爭、戰術、兵法、統御為觀察核心

為了解決虎豹騎三國志戰略的問題，作者蔡汶瑾 這樣論述：

本論文之問題意識，圍繞下列兩項而展開：第一，相關著作於研究上所存在之缺憾。第二，「兵書與《史記》諸將」於研究上之不足。　　以第一項而言，此類型之相關研究，存在兩項困境：第一，關於《史記》列傳體例，看法歧異，至今尚無定論，即使諸多著作與研究深入解析分類，但學術上仍無共識。第二，春秋戰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所存在之諸將不可勝數，司馬遷如何挑選適合之諸將，再者諸將在論述中為主或為輔，難以全然以司馬遷之立場思考。基於以上困境，本論文嘗試立足於春秋戰國至漢武帝間，關於《史記》諸將之分傳體例進行相關探究，並採學術史上已有共識之分傳方式延伸之。藉由司馬遷之評論與撰史原因，試以司馬遷之視角對於諸將列於《史記》之

原因統整歸納、比較分析，以獲得最貼近其立傳原因的最終結論。以第二項困境而言，此類型之相關研究，存在幾項不足之處：第一，以《史記》諸將為研究主題的綜合性探究不多見。第二，結合先秦之兵書與《史記》諸將之研究未能展開較為統整性之研究。目前多以某特定傳主，或某時期之諸將為主，再者多以單篇期刊呈現，較零散不完整。第三，目前以兵書之戰爭、戰術、兵法、統御為觀察核心來探究「諸將」之觀點的研究較少。　　既有上述之困境與研究上之不足，因此本論文嘗試結合兩者作為問題意識，並奠基於春秋戰國至漢武帝時期的諸將歷史，藉此深究、析論《史記》，最終期盼能透過此研究嘗試解決上述之不足與困境。　　因此本論文之研究方向，則以下列

四條主軸進行：第一條主軸：諸將以不同體例記載之原由分析。第二條主軸：「諸將之兵之所起者也」觀點的考察。第三條主軸：諸將之領導統御考察與分析。第四條主軸：諸將之兵事計畫之考察。藉由四條主軸之考察與研究成果之獲得，將能更宏觀的看待《史記》與諸將，並藉此提供新的視野審視《史記》諸將列傳。

西漢前期京師侍衛與警備體系研究

為了解決虎豹騎三國志戰略的問題，作者李昭毅 這樣論述：

關於秦漢中央軍制研究，一方面，成果多集中於兵員徵集等傳統課題，然於諸組織的科層分工之演變歷程及其成因，多未深論；另一方面，軍制史研究者多僅針對軍事相關面向來討論組織建制，而官制史研究者對中央軍組織的掌握也存在若干不足。基於此，本論文乃以京師之殿省侍衛、宮城警備和京城警備三體系為考察對象，主要包括郎中令、衛尉和中尉三個組織，重新考察漢初至武帝末侍衛暨警備體系的組織建制、沿革以及屬官職掌，以鈎稽諸體系組織建制和職掌的變革因素以及發展軌跡之異同。整體而言，本論文之屬性是以官僚制度為主、軍事制度為輔的制度史研究。 首先，西漢前期侍衛體系是以郎中令為中心所構成，大體是以劉邦集團侍衛組織為基

礎，伴隨漢帝國成立後宮省制度的建立以及組織侍衛化的進展，逐步發展、演進而來。郎中令屬官大致可分為源自散從職系的大夫和謁者系統，以及源自統兵職系的郎吏系統。漢初諸大夫原統於中大夫令，景帝改制時轉屬郎中令；謁者職類於漢初即屬郎中令，文景之際始分化為殿中和禁中兩個系統，後者轉屬少府。漢初郎吏系統侍衛化稍晚，但科層化發展較顯著。高祖時期採高低二階職級構造和三系職類分工之組織設計，以適應當時特殊政局之所需。隨著各種推進侍衛化進程因素的作用，職級構造逐漸由準三級郎吏制向高階職類實三級制發展，科層化大體完成於景武時期。武帝時期，伴隨舊郎吏文質化、漢匈關係惡化和政治重心轉移至建章宮等發展，乃先後有期門和羽林兩

個新侍衛系統的成立。 其次，關於宮城和京城警備體系，從總體結構及其變革來看，衞尉、中尉組織自漢初皆已採軍令、軍政二職系分工。在軍令系統方面，衞尉、中尉組織自漢初至武帝末，皆採用部、曲、官、隊四級建制，建制完備化的時間皆早於各自的軍政系統，具有較高的穩定性。至於軍政系統，自漢初至武帝末，衞尉軍政機構數量由二變三（原有公車司馬、衞士，後增置旅賁），中尉則是由漢初的五個機構（包括武庫、都船以及中發弩、中輕車、中司空這三個衞尉未置的軍訓、後勤性質的機構），轉變為武帝太初以後的四個機構（加上新置的中壘以及由主爵都尉來屬的寺工，並罷廢三個軍訓、後勤機構），建制、統屬變動較為複雜，而在武帝時期又有第三

類屬官出現（包括式道三候和三輔都尉），換言之，中尉組織的變動幅度和結構複雜性皆大於衞尉組織。 復次，若以軍政機構或涉及軍政事務之屬官的職掌為基礎，觀察衞尉和中尉建制沿革的脈絡及其成立背景，可以得出幾點認識。其一，有些軍政機構是基於組織本務所需，因而承擔部分與組織本務相關的特殊事務，如衞尉屬官公車司馬，中尉屬官武庫、中發弩、中輕車等。第二，若干新置軍政機構或帶有軍政色彩的屬官，是基於皇帝出行制度日益健全，而成為出行儀衛的專責機構或屬官，如衞尉所屬旅賁與中尉所屬式道三候。第三，和軍令系統相比，軍政機構職掌的擴充性、延展性較佳，得以因應在組織外部因素作用下的新措施、制度或是組織內部職能運作之所

需，像是公車司馬兼理待詔人員、都船兼掌造船和參與漕運、武庫兼掌兵器修繕等。 總的來看，以郎中令組織為中心的侍衛體系，乃是「宦皇帝」群體的主要組成分子，在組織發展和職能分工上，存在不少能夠反映其皇帝家臣性格的面向，而相較於衞尉、中尉組織而言，侍衛體系的職掌、分工及其統屬關係的變化較大且較複雜，大體也應與這種濃厚的家臣性格有若干關連。至於衞尉、中尉二組織主官以「尉」稱，確實得以武官視之，所領軍隊皆屬中央常備軍的一部分，或因軍令系統所承擔者乃是組織本務，因而軍令系統部級軍官秩級高於其他軍政系統屬官，而中尉軍政系統中與軍訓、後勤有關之屬官秩級高於其他軍政屬官，或也基於同樣的設計原理。這種重視警備

防非事務的組織建制，與將軍在征伐體制下以戰鬥為本所採用者，或具有相通的組織設計原理。但要留意者，衞尉、中尉組織或因其常備屬性而具有較重的軍政職責，換言之，京師警備體系本質上雖屬軍事組織，但軍政系統日益完備，吾人恐不宜無視其日益明顯的行政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