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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展的風險治理：發展遲緩、監管網絡與親職政治

為了解決陳奐耘醫師長庚的問題，作者曾凡慈 這樣論述：

　　在台灣，早期療育在1993年被納入〈兒童福利法〉，使得「發展遲緩」作為未來可能導致身心障礙的風險，成為必須儘早發現並予以治療的對象。這種新主體／目標的出現，一方面標誌出：台灣的兒童健康政策已從早期強調傳染病等生理疾患防治，擴張到以全體兒童為對象的身心障礙預防；另一方面，它也代表國家對於嬰幼兒及其家庭功能更深層與全面的介入。本研究追索這種我稱之為發展風險體制的形構過程，並檢視日常育兒生活中的親職以及對於遲緩的療育經驗，如何交戰於這樣的社會變遷。使用的研究方法為多場址的民族誌，資料收集技法包括文獻檔案分析、參與觀察，以及訪談各領域的專業者（15位）與育有十歲以下幼兒的主要照顧者（58位）共7

3位。　　論文的第一部分首先梳理台灣早期療育的實作體制，如何從原先以「身心障礙兒童」為對象，轉向並生產出「發展遲緩兒童」，並透過知識生產與監管實作，將發展遲緩定位為全部嬰幼兒人口的潛在風險。這個表面上看似符合醫療化的經典案例，卻展現出不同的驅動機制、策略，以及社會組織安排。藉由追索這段充滿隨遇的社會政治過程，我論證了一種新的發展風險體制如何萌生，生產出與有別於身心障礙體制的療育主體、目標、權力技術，以及對於疾患的修辭策略，與為行動者設定的社會腳本。我同時也指出，這種風險體制具備集體治理的特殊性質，從而需要借助各種具現正常性的科學技術工具，來結構不同社會界對孩子的發展凝視，穩定化跨界監管的實作，

確保所收集個別兒童發展資料的有效性。　　　　第二部分轉向微視層次，並以晚近發展出的常民知識與醫用關係研究視角與概念，來補足傳統醫療化典範或治理研究中難以論明的主體性。由於孩子的發展狀況作為最根本的治理對象，座落在正常到障礙光譜中的不同位置，將左右家長如何與風險體制相互協商。而行動者總是同時置身在多重的生活世界與交錯的實作體制之中，他們的風險認知與管理策略必然會是多層次的。特別是對遲緩孩子的家長來說，台灣獨特的多線並行且欠缺整合的療育體制，使得家長對孩子遲緩身體的管理，轉化為如何控制療育不確定性的問題。因此家長不只是療育資源的使用者，還必須透過細密的連結工作，來扮演從服務生產端到使用端之間的運籌

角色。易言之，這些深深參與在風險體制中的家長，可能並未挑戰制度治理的最終目標，但他們的行動樣態卻超越了實作體制原先設定的社會腳本。　　　　最後，本研究可能具有的貢獻在於：面對當代社會變遷中的健康與疾患議題，使用風險治理的架構，可能比傳統的醫療化典範更能分析當代社會如何回應正常／異常邊界日益模糊的身體爭議。而親職做為自我管理風險的脈絡，有其獨特的道德性、情感化與個體性特質，有助於深化既有對於治理技術、常民專業，以及實作體制與行動主體如何相互構成又彼此對張的理解。論文最後我也針對現行的早期療育政策與實作，提出包括知識主張與專業發展的具體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