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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山區今天的天氣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林秀穗廖健宏寫的 高雄左營:七日的青鳥(平裝) 和吾爾開希的 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四也文化 和八旗文化所出版 。

南華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林倩綺所指導 林嘉莉的 循古旅徑-以訪客攝影法探究草嶺古道之文化意象 (2008),提出龜山區今天的天氣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文化觀光、VEP(Visitor Employed Photography)訪客攝影法、意象、古道。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龜山區今天的天氣,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高雄左營:七日的青鳥(平裝)

為了解決龜山區今天的天氣的問題,作者林秀穗廖健宏 這樣論述:

自明鄭時期三百餘年的古城風華, 加入眷村、海軍、高速鐵路後, 究竟譜出多少「舊」城「新」事?   《青鳥》是M.梅特林克的代表作,自1908年在莫斯科藝術劇院首演成功,「青鳥」就成了幸福的象徵。但幸福快樂究竟從何而來? 《七日的青鳥》就從夏天最燦爛的那一日,小可發現一隻闖進高鐵左營站的麻雀開始。小可媽媽說:「那不是麻雀,是青鳥呦。」「如果是的話,真是太好了」小可立即相信:「能許願嗎? 希望趕快搬家。不要住在跳過馬路和圍牆就是鐵路的家,不要遇到討人厭的鍾小建………」平淡無奇的日子,開始起了變化。被誤會的清潔員阿霞姨、拖著行李箱不敢回家的旅客小左、在男友和最好朋友間為難的朵美等等,青鳥有可能也落

在他們的肩上,讓困住他們內心的遺憾消失嗎?   「福爾摩沙冒險小說」系列   以歷史的筆跡,冒險的基調,挖掘這一座美麗小島的神祕故事;   不管是日本統治時期下的九份神祕少年故事,   還是西班牙統治下的淡水奇航,   或是國共對峙砲火不斷的金門故事……   讓我們跟著書本的主角,一起跌入冒險的歷史故事,   藉此記住每一個值得珍藏的土地故事。   *適讀年齡:10歲以上   *無注音 作者簡介 林秀穗(Cookie Lin)& 廖健宏(Chien-Hung Liao)   圖畫書創作夫妻檔,喜愛圖畫書、漫畫、電影和散步,擁有多樣共同興趣,在文字與圖像創作上各自發展,兩人也合作多本

得獎作品,曾獲陳國政兒童文學獎、信誼幼兒文學獎圖畫書類首獎、信誼圖畫書獎佳作、波隆那兒童書展,東方小美人臺灣館推薦36位原創童漫繪者之一、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委推薦獎、第38屆金鼎獎等,著有《小丑、兔子、魔術師》、《癩蝦蟆與變色龍》、《進城》、《稻草人》、《神探狗汪汪》、《九色鹿》、《死神與男孩系列》、《飛天小魔女系列》、《謎霧島系列》等書。 繪者簡介 王淑慧   曾任商業平面設計師,   喜歡貓、喜歡鳥,   喜歡單純的過日子,   喜歡坐公車看人,   喜歡寫出心裡的話,   喜歡畫出心裡的畫。   曾獲信誼兒童文學獎第24、16屆佳作。   已出版圖畫書作品《晴子的黃色爸爸》、《

爺爺的寶盒》、《開出ㄧ朵花》等。   推薦序 「換個角度,青鳥也不一定是青色羽毛的鳥」——屬於臺灣的青鳥故事   葛容均 推薦序 我也看到青鳥了 褚士瑩 作者序 幸福其實很簡單 林秀穗、廖健宏 1我家住在鐵路邊 2媽媽的一日青鳥 3鍾小建 4二日的幸福 5朵美 6咖啡店裡的三日祕密 7阿霞姨 8第四日騷動 9別針與香香 10遠方來的五日旅人 11小左的旅行箱 12禽流過敏症 13第六日的吶喊 14我是鳥人 15飛吧,七日青鳥 附錄  新舊交錯的城區──左營   推薦序1 「換個角度,青鳥也不一定是青色羽毛的鳥」——屬於臺灣的青鳥故事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葛

容均 助理教授   光是書名《七日的青鳥》聽來就帶有令人難以抗拒的魔力。部分魔力正發散自關於「青鳥」的傳說,而「傳說」這概念本身已夠迷人;既為傳說,即暗示著一定程度的感染力、傳染力,同時意味著版本變異的趣味感,或者使用《七日的青鳥》文中出現不只一次、開啟那「被封印的想像力」的可能性。更別提是關於青鳥的傳說或故事!青鳥帶來幸福,尋得青鳥即尋獲幸福,如此這般關於青鳥的傳說誰不愛聽,根本可說是人類集體潛意識裡的渴盼——幸福。   在歐洲文學史上,至少有兩則關於青鳥的故事,且皆以「The Blue Bird」直接做為作品標題。一是產自十七世紀末葉法國沙龍文化背景下,由一位貴族女士杜瓦諾夫人 (Ma

rie-Catherine D'Aulnoy) 所寫的童話故事 “The Blue Bird”,這則童話被安德魯‧朗格 (Andrew Lang) 稍加修改,收編於其《綠色童話》 (The Green Fairy Book,1892) 中。另一則更加膾炙人口,為比利時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的戲劇作品The Blue Bird (首演於1908年,爾後被改寫成小說、翻拍成電影等)。   杜瓦諾夫人的童話是則關於公主與王子的真愛故事,故事中公主受到繼母皇后及其女兒的迫害,王子亦遭設計被迫在娶繼母女兒或是變形為青鳥且須長達七年之久二者間做選擇,王子因執著

於真愛而選擇變為青鳥。故事以大歡喜收場,公主與王子得以在萬民擁戴下成婚,確實為一個「從此過著幸福快樂日子」的古典童話故事。梅特林克的六幕劇《青鳥》饒富中世紀道德劇 (如Everyman) 以及班揚《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1678) 的色彩,同時結合經典童話的指涉。劇中一戶貧窮樵夫家的兒女在聖誕節前夕,被看似鄰居樣貌的仙子要求離家尋找能為她病著的女兒帶來快樂的青鳥。在幾番周折與歷險過後,這對兄妹非但沒有尋得仙子想要的青鳥,還發現一覺醒來人又身處家中,然而一切都不同了——兒童主角們歷經這趟追尋青鳥的奇幻歷程後,回看現實世界的視野不同了!屋裡屋外的人事物看起來都更

加悅目,男童主角懂得割愛分享的道理,並持有繼續尋求青鳥的信心。   不論是杜瓦諾夫人的童話、梅特林克的劇作,或這部由林秀穗與廖健宏所著的《七日的青鳥》,這些青鳥的故事皆是關於愛或充滿愛的故事。但這麼輕鬆快意的解讀不免有些俗氣,更重要的是,簡化了「追尋」這歷程本身,以及歷程當中予人的情感體驗、對快樂生活的省思、對幸福人生的領悟。幸福快樂究竟從何而來? 為何青鳥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敘事想像中總難以被人捕獲? 青鳥真的象徵著幸福快樂的拾得嗎?   若我說,青鳥的故事在根本上 (in essence) 是關於「信念」呢?「相信」(to believe、belief) 並沒有我們以為的容易,尤其對於

抽象概念諸如「愛」、「正義」、「幸福」的信任感。沒錯,我們是得生活得「(很)實際」,《七日的青鳥》中總是拖著藍色行李箱的小左即是這種生活態度的代言人,能夠務實的工作與生活值得肯定 (小可母親、阿霞姨、朵美都是很正面的例子),但不代表當我們抱持著務實的生活態度或生活哲學時,就更能夠悅納「真的可以(更加)美好」的信念。是什麼阻擋著小左去相信闖入高鐵站裡的那隻鳥可以是青鳥,不只是隻麻雀? 或許,有時,「相信」本身確實需要點「特別」(該詞彙在小說中也重覆出現),那「特別」向我們索求著不被封印的「想像力」。   主角小可從母親那兒第一次聽到闖入高鐵站的「不是麻雀,是青鳥呦!」,小可立刻興奮起來且樂於相

信,「如果是的話,真是太好了」。當下,小可願意立即相信那鳥兒為青鳥,其實是基於十分「實際」的理由:   能許願嗎? 希望趕快搬家。   不要住在跳過馬路和圍牆就是鐵路的家,不要遇到討人厭的鍾小建,不要繼續聽到他的歌唱、怪異到不行的舞蹈,最重要的,小可不想當『小鐵怪』!   小可這些願意相信青鳥的理由固然實際,卻是在消極的因應搬家加轉學生活體驗的挫折。青鳥被當成「許願」的對象,相信青鳥是為著有所求的動機。在日日放學後到高鐵站與媽媽相聚的同時,小可關心的對象與世界範圍擴大了。原本想著能夠藉由青鳥逃脫、改變自身不滿現狀的小可,開始關心鳥兒本身,以及車站中所遇見或經媽媽轉述而聽聞的人們。很快地,

小可對青鳥的關心大過於對己身遭遇及環境的負面情緒,她開始熱情地相信青鳥,青鳥成為小可生活中能夠有所企盼的樂觀念想,而這份熱情樂觀的心靈力量輔以想像力的釋放,逐漸感染身邊人,最後甚至扭轉了青鳥的命運。   《七日的青鳥》也見證了青鳥作為「釋放」(release) 的象徵意涵,不論是壓抑的內在自我的釋放 (如小左和香香),或對於幸福人生的追尋力與實踐力的釋放。青鳥的故事似乎總環繞著追尋與想望,但如何從追尋與想望當中領悟(回歸)生活實踐的重要,尤甚者,學習放開、放手,向青鳥說再見,最終釋放容易淪為人類執念載具的青鳥,讓青鳥與我們的內在自我獲得自由——這些皆是更加難為的課題,而《七日的青鳥》做到了。

青鳥也來到臺灣,由臺灣作家為它與我們譜寫故事,現在正等著讀者加入人生行李箱上停駐著青鳥,於其中盛有「海豚、鯨魚、鹹鹹的風、燦爛陽光的大海」那更廣大的世界。 推薦序2 我也看到青鳥了 公益旅行作家   褚士瑩   閱讀《七日的青鳥》時,我剛好在沿著太平洋的東岸航行,時序是秋天,阿拉斯加的天氣開始變冷了,這也意味著阿拉斯加的夏天旅遊旺季已經結束,郵輪公司的船隻就加入遷徙的鯨魚行列,一起沿著北美洲的西岸一路往南,要前往加勒比海,開始準備冬天旺季的到來。   我們作為船公司的員工,要協助船隻從即將冰封的阿拉斯加,開到溫暖的加勒比海去,這段有如候鳥般的航程,在水手的行業術語中,叫做“re-pos

itioning”,也就是「重新定位」的意思。   離開阿拉斯加,我們會先到加拿大溫哥華,然後跨過國境到美國西雅圖,經過華盛頓州的波特蘭,再到北加州的舊金山,南加州的洛杉磯,經過墨西哥,最後通過巴拿馬運河,進入加勒比海,這段「重新定位」的航程,有時候要花三個禮拜的時間。   當我們離開每一個港口,海鷗跟其他的海鳥都會稍微尾隨一段時間,因為船尾會翻動海水,許多魚群就會現身,這是海鳥跟在船後面覓食的好機會,但是都按照規定,我們的船必須駛離陸地十二英里以上,距離陸地太遠了,所以海鳥們都很快就離開我們回到陸地上。   但當我們離開波特蘭,駛向舊金山的那天晚上,我發現甲板上多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一隻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來得及在港口下船的麻雀。   「真糟糕,在我們到舊金山之前,牠是不可能離開了。」有經驗的老水手說。   顯然嚇壞了的麻雀,一直躲在甲板避風的牆角,但是每隔一陣子,就試圖飛起來,很快就又會被海上的強風吹回來,而且牠一定也發現了,牠小小的翅膀是沒有辦法支撐飛回到陸地上的,每一次回到甲板的角落,可以明顯看得出牠變得越來越虛弱。   「希望牠有足夠的力氣,撐到下一個港口。」另一個水手說。   船上受到海防嚴格的規定,我們是不可以餵食野生鳥類的,為了公共衛生因素,食物當然也不可以出現在甲板上,理論上我們不能讓牠留在船上,但是所有人都決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連船長都假裝沒有看到,每個

人經過甲板的時候,也都會隨時特別注意那隻走失的麻雀,是不是還安好。   這時正好新聞傳來,北加州的森林間發生大型野火,失去控制,造成了許多的傷亡,加州政府甚至因此宣布進入緊急狀況,空氣中佈滿了黃色的煙,甲板上也像下雨般落下無數的灰燼,所以船艙都必須緊閉,加上風浪變得越來越大,除非必要,我們都不到甲板上。   「說不定麻雀留在船上,因此逃過火劫也說不定!」   聽到新聞的水手說,牠可能是最幸運的一隻鳥。   雖然沒有食物,但是甲板上有消防用的水,在第三天時,有水手看到麻雀終於鼓起勇氣,從角落飛出來,到船舷上的消防水箱喝水,就放心了一些:   「雖然沒有食物,但是只要有喝水,牠的體力應該

可以撐得到舊金山。」   終於,我們的船在一個清晨,看到舊金山著名的金門大橋,出現在煙霧瀰漫的前方,海鷗們也來迎接我們,跟在船後面翻攪的水面捕魚,疲倦而驚恐的麻雀,這時抖了抖身子,恢復了蓬鬆的羽毛,趁風停止的那一剎那,奮力飛出船舷,往最近的岸邊飛去。   老水手們停下手邊的工作,目視著麻雀安全離開,面無表情的回到繁忙的工作中。 雖然只有短暫的幾秒鐘,但是我知道,每個人的心裡都鬆了一口氣,也為牠的幸運覺得高興,似乎這不速之客的好運,也成為我們命運的一部份。   閱讀著以高鐵站一隻迷途的麻雀為主角的《七日的青鳥》時,我在船上也有著一隻青鳥,圍繞著每一個來自世界各地、充滿奇妙人生故事的水手。

  「我也看到青鳥了!」我這麼告訴自己。   這個美好的巧合,讓我永難忘懷。 作者序 幸福其實很簡單 林秀穗、廖健宏   當編輯告訴我要交書序時,我才驚覺,對呀,書序,動都還未動筆,那該寫些什麼?這對長年窩在電腦前書寫的我來說並不困難,但也沒那麼簡單,有許多事情可以寫,但思緒相當混亂,需要經過一番整理。   我想,既然這本書名叫《七日的青鳥》,就從青鳥談起吧,《青鳥》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是M.梅特林克的代表作,六幕十二場的童話劇,1908年在莫斯科藝術劇院首演,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執導,從此遍傳世界,青鳥就成了幸福的象徵,偶爾當我們祝福別人時會說,「我看見青鳥就停在你的肩膀上!」,

感覺就像幸福落在那個人的身上。   幸福是大家終身汲汲營營追求,沒有人不想要吧?但對每個人來說,幸福的定義卻有著極大不同。那麼,到底什麼是幸福?從青鳥的故事裡告訴我們,經歷了尋找青鳥奇幻旅程的兄妹,最後卻在自家找到了青鳥,並且把青鳥送給了鄰居,為鄰居的女兒治病,善良、同理、友愛、慷慨和悲憫,才是這故事探討的真諦,對幸福下了更廣泛的定義,而這種定義其實就在每個人身邊,這也是當初我書寫這個故事時,所想表達的。人生的不幸福,有時是來自於內心的遺憾,解決了內心的遺憾,幸福很自然會在心裡發芽,快速成長。   如果大家閱讀了《七日的青鳥》,不難發現故事裡每個小小人物,都似曾相識,這些角色並不特別,更不

陌生,似乎在我們生活周遭,隨時可見,也因為如此,就像閱讀了我們身邊周圍朋友的故事。在某個點,伸出友善的手,改變就由此開始,困住內心的遺憾就消失了,青鳥才可能落在肩上。   再來,我想談談創作的靈感,就像有學生常常問我:「老師,你的故事是真實的?還是幻想、虛構的?」我常會回答,一半一半。以《七日的青鳥》來說,故事裡的青鳥是真的(不是說真的看見了青鳥),而是真的有隻鳥,一隻麻雀,高鐵左營站裡的一隻麻雀,故事由此開始。   不知大家是否和我一樣,注意到高鐵左營站大廳裡有麻雀?還記得,大約是兩年前,有一次我和健宏搭高鐵上台北,進了閘口,在休息區等車,然後我們一起發現了一隻麻雀。牠是怎麼飛進高鐵大廳

的?當初這個想法一起浮現在我們腦海,接著,牠能飛出去嗎?如果出不去的話,該怎麼辦?吃些什麼?還有……接二連三的問題,一個個跳出來,然後就是我們想像力飛翔的時刻,青鳥的故事大概就是這麼來的。也許大家會感到好奇,那隻麻雀後來怎麼了?是否如書裡寫的,最後在大家幫助下,拆了窗,順利飛走了?當然不是。但,也請別擔心,我相信麻雀是很好的,不信如果有機會到左營高鐵站大廳,大家可以找找,麻雀仍然自在地在大廳裡飛翔,而且現在不只是當初我們發現時的一隻,麻雀不孤獨,已經有許多朋友一起出現在高鐵大廳裡,當然是牠們自己找到了來去之路。   而,這是一個和左營有關的故事,不免來談談左營這個新舊交錯、歷史悠久的城區,何

況以身為一個高雄在地,土生土長的我來說,左營有著特別的意義。不管是否到過左營,一提及左營,蓮池潭畔的龍虎塔絕對是代表左營、令人印象深刻的景點之一,對我來說,那也是唯一的一張照片,對不喜歡拍照的父親來說,在龍虎塔前和我還有弟弟一起留影,是童年時期唯一的一張照片,所以我才說左營對我來說,有個特別的意義。   另外,如果到過左營一遊,見過左營的古城牆,聽過舊城文化協會的導覽,就會知道在清代,左營被稱為鳳山縣城,就是鳳山縣舊城,而我居住成長的鳳山,是鳳山縣新城,新舊兩座鳳山縣城充滿了歷史故事,往來兩座城之間的古道,又各經過哪些我們所熟悉的地方呢?還有,左營不只是座古城,眷村文化更是不可錯過的一環,龜

山、蛇山、半屏山和蓮池潭畔許許多多廟宇的有趣故事,就算說上幾個日夜,也說不完。   新左營的繁華和舊左營的韻味,融合出如今的左營,如果大家有機會翻開這本書,不妨從書裡淑慧所繪的美麗圖畫,慢慢發掘,還有哪些左營之美。 1我家住在鐵路邊 小可的家住在鐵路邊,打開門,跳過大馬路,就能看見圍牆、和圍牆裡的鐵路。所以,不只一次,小可這麼問媽媽: 「媽,為什麼我們要搬到這個鐵路邊的家?」 「不能再搬一次家嗎?」 已經半年了,從搬家轉學後,每天早上,媽媽會陪著小可一起走路,步行到學校,在校門口和小可道別、揮手,然後各自轉身,小可進到校園裡,媽媽則轉往高鐵車站上班。 今天,和往常一樣,又有那麼一點點不同

,但小可說不出來,到底是哪裡不一樣,或許是高高在上的太陽特別明亮,散發著可以把人烤焦的熱度,總之在媽媽轉身的剎那,小可是想開口喊住媽媽。 但,媽媽已經放下道別的手,她的背影看起來像一團被烤得冒出蒸氣的烏雲,烏雲上撐起了一朵小花傘,小花傘在燄陽下張著笑臉。 小可嘆了一口氣,轉身走進校門裡,鍾聲像啟動魔法的鑰匙,噹噹噹響,想像力必須被封印起來,小可把它藏在校門外,在被太陽烘烤得冒汗的柚子樹上、在紅豔的小麒麟花蕊裡、在直挺挺立正站好的路燈背後、在騰騰冒著熱氣的行道磚下。 「嘟、嘟嘟,嘟、嘟嘟,我家住在鐵路邊,嘟、嘟嘟,嘟、嘟嘟,鐵路小孩,小鐵怪!」誇張的歌唱聲從小可的左手邊傳來。 小可很想摀住耳朵,

用力往前跑。但,她的速度不夠快,所以討厭的歌聲、討厭的人,像影子一樣緊緊纏著她。 「小鐵怪、小鐵怪,啦啦啦,啦啦啦!」 那個討厭的人開始扭起了屁股,像隻竹節蟲一樣的擺動腰肢,唱著會讓人起雞皮疙瘩的討厭歌曲,又唱又跳,像發瘋了一樣,也或許是某一種神祕的儀式、祈求春神早點降臨被冰封的大地。 「你在做什麼?你很討厭耶,鍾小建!」另一個聲音像打雷,轟隆隆,從小可的另一邊傳來,氣勢磅礡地落在討厭的人背上。 沒錯,討厭的人名叫鍾小建。他歌唱的聲音停了,奇怪扭動的舞姿也停了,痛得彎腰,張著嘴,雙手不斷抓背。 晶晶亮亮,晶晶亮亮的光照在像天使一樣突然降落在人間的人影上,有幾秒鐘,真的,小可以為自己真的看見天使

了。 但屏氣凝神一看,她沒有天使捲捲的頭髮、白皙的皮膚、天籟的嗓音,相反的,那宏亮的聲音聽起來比較像打雷的聲音。 「鍾小建,下次你再欺負小可,我就去報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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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古旅徑-以訪客攝影法探究草嶺古道之文化意象

為了解決龜山區今天的天氣的問題,作者林嘉莉 這樣論述:

  根據《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的主旨,地球上重要的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都是人類祖先遺留下來,是人類所共有,並且必須妥善保存傳給後人的重要資產。見證台灣數百年開發歷史的古道,雖然經過時間的更迭而逐漸失去它的功能,但是它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卻是不容抹煞。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觀光」的定義是:一種遊客與文化環境交流的過程的一種旅遊活動。在具有歷史背景的古道上旅遊,身心體驗古道上的景觀、地區生活型態、傳統價值,可說進行古道旅遊就是一種文化觀光。   淡蘭古道是台灣北部最早的東西向通行道路,不但開發了噶瑪蘭,也對當時的北、中、南路三條山道的開鑿,具有積極催生的作用,而使當時的環島交通路線初

具規模,具有承先啟後的歷史地位,草嶺古道是淡蘭古道目前僅存的三條古道路線之一。本研究在利用VEP(Visitor employed photography)訪客攝影法來探討初次前往草嶺古道的遊客文化意象,從研究對象所回饋的照片中可見:受訪者對構築物直觀的攝影,顯示意象的存在,是場所精神的延展,但是古道建置成步道系統後卻未能藉由各種導覽形式來建構古道的文化精神,而過度修整的古道,雖便利了行進,但也讓旅客對古道與一般步道的差異產生了疑問。

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為了解決龜山區今天的天氣的問題,作者吾爾開希 這樣論述: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二十四年來,吾爾開希首度出書,  表明他為何多次向中國投案自首的心路歷程。   吾爾開希,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之後離開中國,成為一名流亡者已經二十多年。當年,他基於愛國而走上街頭、在天安門廣場上站到最後一刻,從此再也無法回到那片土地。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他,曾三度赴中國海關自首投案未果。在本書中,吾爾開希將親自揭示:他從六四以來的心路歷程、他於情於理選擇自首的原因、他為何自認也是台灣人、他對中國、台灣的兩岸願景是什麼?以及為何請大家重視西藏僧人自焚與維吾爾族的問題?   在台灣,吾爾開希不斷提倡學運、公民參與和基於自由主義的理性精神,對大陸彰顯出台灣的民主

與自由價值,討論總統大選、轉型正義、學運與民運,而他也不斷以身投案,也多次挑戰了港澳的邊境管控,以及兩岸面對人權議題的曖昧態度。   對於中國,他保持異議人士的身分,他多次回顧在六四的經驗,希望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這樣使命感至今仍在他的身上。因為中國政府對學運的軍事鎮壓,他多次明言「我無法原諒」。回顧學運之外,書中也涉及他對當代中國的種種批判,包括了他撰寫長文分析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分析茉莉花革命,也評論劉曉波得獎後的各方反應。這些文章在在顯示出吾爾開希力圖透過言論和行動改變中國的決定,而也是他選擇自首的原因之一。   很多流亡者都存在認同問題,吾爾開希擁有中華民國身分,是理所當然的「台灣

人」,那麼他還有作為流亡者的焦慮嗎?台灣人?中國人?這些標籤在他的身上如何兼顧?對他而言,似乎還有一個新疆維吾爾族人的族群認同。吾爾開希自稱是個自由人,並且可以為了自由而自首。   自由,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避世偏安就可以保持,自首,可以是一種自由選擇和自由意志的結果,馬丁路德金曾說過:「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是對每個地方公正的威脅。」吾爾開希說:「不要因為我們對荒謬習以為常,就以為這荒謬天經地義!」   這是一本流亡者的自由書,一份中華民國籍民運人士的自白書,  《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流亡筆記》,鄭重上市。 作者簡介 吾爾開希   中國異議人士,民主運動者,政治評論人。維吾爾族,新疆伊寧人,1

968年出生並成長於北京市,曾在新疆接受三年教育,就讀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是八九學運的領導成員,與王丹、柴玲等同為當時學生領袖之一。現持中華民國國籍,並定居於台灣台中市,曾以「國際人權同盟」代表身分,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會並提出報告,曾任中國民主基金會主席,至今仍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中。 推薦序 事事關心 余英時推薦序 與時俱進的六四思索者 蔡詩萍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希望.堅強.責任.理想.自由 第一部 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是台灣人「台灣人」的定義何謂「認同台灣」?二二八,記憶中痛苦的日子國家人權委員會不宜設立於總統府對於死刑存廢的思考深綠與淺綠從施明德失言看台灣的社會文明發展廖萬

隆失言事件之我見江霞憑什麼當華視總經理民進黨陷入嚴重的民粹誤區民進黨沉淪莫此為甚苦等不到的道歉陳水扁的輝煌馬英九的特質不近人情與有情有義王金平,馬英九,說出你們對國民黨的願景我為何要參加這場學運?我看遛鳥俠事件成龍大哥多慮啦!我的一次公民參與二○一二,總統大選前夜的台灣 第二部 兩岸的棋局或困局? 台灣人一直不懂的兩岸關係真諦「十條論」明顯侵奪台灣政權美國在兩岸棋局中的角色要讓汪道涵認識台灣的什麼?提到人民眼前的「獨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令人懷疑的大陸政策思路統一是不是選項之一?一個中國,率先表述「廢統」的淺薄政治涵義在對立後面「識正書簡」之我見從中國遊客的行為舉止談國家社會文明知恥近乎勇我們的

自由開始溶解!郭冠英被台灣「真理部」和諧了嚴峻審視「兩岸和平協議」馬英九的兩岸兵法沒有世人關注,民運仍在堅持台灣與民運,民運與台灣 第三部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爭民主與愛國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我們來晚了,太晚了,對不起!六四之時解放軍的死傷該如何看待?人們因無法得到真相而憤怒真相與和解淺談言論自由陳一諤的言論自由劉亞洲的轉變日本極右派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西方民主」這個名詞隱藏的謬誤談「不干涉他國內政」談「普世價值」淺論「體制內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思考方向與王丹談「愛國」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評論劉曉波獲獎(之一)(之二)(之三)我所理解的「我沒有敵人」我無法原諒不會因迴

避而遺忘的人性鄉愿成就了邪惡比惡魔仁慈一些的壞人給張藝謀建議《英雄》續集腳本《唐山大地震》觀後先國家發展,後公民權力?我對博客上「憤青」的一些看法我為何選擇投案?香港應給與民運人士入境許可我為何第三次向中國政府自首? 第四部 我是維吾爾人,更是個自由的人。 我是維吾爾族關於「七五」烏魯木齊流血事件的聲明烏魯木齊的血該讓我們面對的事實一切從理解開始在「七五週年」思考民族仇恨溫和理性遭到重判談熱比婭來台簽證遭拒淺談兩岸的民族政策焚燒「可蘭經」事件的思考馬來西亞的民族政治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漢人的情緒西藏僧尼自焚的思考 推薦序一 事事關心 余英時∕作   最近我有機會和吾爾開希長談,又拜讀了他

的論文集-《為自由而自首》,十分欽佩他二十多年來的進步和成就。開希要我為他的文集寫一篇序文,紀念「六四」民主運動的二十四週年,我覺得義不容辭。   開希流亡差不多己四分之一世紀了。在這一漫長的時期中,他不但一直在繼續著民運的大業,而且也通過閱讀、觀察、生活體驗等等管道成長為一個極其桌越的政治評論家了。從談話和文集中,我深切認識到:他的知識面廣闊、批判力鋒銳、判斷力精準,無論是推動民主還是評論時事,都是如此。   但是追究到底,這些特色是和他的基本人格取向分不開的。我覺得他的基本人格中一個最重要的向度便是「關心」。明末東林學派的領袖們留下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名言。文革時迫害致死的鄧拓

寫過一首廣為傳誦的詩,其中兩句說:「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   可知「關心」早已進入中國知識人的傳統了。開希「從小喜讀古書」(〈「識正書簡」之我見〉),我相信他的「關心」必輾轉從這一傳說中得來。   由於「事事關心」,他在中國便關心中國,在台灣便關心台灣;他既出於維吾爾族,當然更不能不關心新疆。推而廣之,他對西藏人的遭遇也同樣抱著無限的關懷。他說,他是維吾爾人,也是台灣人,只有中國自由了,他才自由。這些話都發乎內心,我是深信不疑的。   「事事關心」便不能有限制。所以他對狹隘民族主義深惡痛絕。因為民族主義一旦走上狹隘之路,人們「關心」的範圍便越縮越小,二戰前義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

粹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便提供了典型的例證。如何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的復燃在今天的中國尤其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正如開希在〈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和〈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兩文中所說的,中共為了維護其一黨專政的統治,「採取了和當年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一樣的模式,宣傳虛擬的外國威脅來凝聚國民對國家的支持,並蓄意模糊和混淆國家、政府及執政黨之間的分界。」其結果則是「今天在中國一些網站上充斥著和當年,戰爭爆發之前與東京、柏林、羅馬相同的言論。」   同樣的,由於他的「關心」是沒有限制的,自一九九六年定居台灣以後,他始終能超越於一切黨派觀點之上。他因為喜歡台灣而自覺地成為一個台灣人。他在〈我也是台灣人〉告訴

我們: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   但我們一讀集中「關心」台灣的政論,便會立即發現,他的批判完全以理性為依歸,不問國民黨或民進黨,不管在朝黨或在野黨,不分藍或綠,甚至也不考慮和他個人關係的親或疏。很顯然的,在寫這些文字時他「關心」的是整個台灣。   不必諱言,「關心」中國大陸一定是他時時刻刻不能去懷的隱痛。二十四年了,他日夜思念著雙親而中共則下定決心不讓他有任何可以和父母相見的機會。他的父親一向害怕共產黨,但開希告訴我們:有一次父親竟然,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

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我讀了這句話非常感動。「免於恐懼」是羅斯福總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提倡的「四大自由」之一(”freedom from fear”),現在連最怕共產黨的人也「無懼」地說出這句話來,「中國自由」的日子應該不遠了。二十多年來,開希為爭取「中國自由」作了無數的努力,最近竟三次「為自由而自首」。諷刺的是,二○○九年中共駐澳門的聯絡處、二○一○年東京駐日大使館和二○一二年華府駐美大使館都不敢接受他的報案。這次是輪到中共「恐懼」了。「中國自由」離我們更近了。是為序。 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寫於普林斯頓 推薦序二 與時俱進的六四思索者 蔡詩萍∕作   無論從哪

個角度看,吾爾開希寫書,必成焦點。   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要角之一,是學運領袖,是六四事件後流亡海外的最知名人士之一,他談中國,談中國的未來,比他見解深廣的人一定不少,但比他感受深刻的人卻決不多見。   只因為,他始終是個積極的參與者,是個日常生活的實踐者。   但,他始終沒出書。   沉默這麼多年,吾爾開希選擇在台灣,在六四事件相隔了二十四年之後的台灣,出版他的第一本書,這份沉默的堅持,反而更讓人好奇:他在等什麼?   六四事件對所有關心中國未來的人,都是一大震撼,對身涉其中的學運領袖,尤其是一輩子的震懾。他們或被關,或及時逃出流亡異域,但不管何種際遇,他們畢竟還活著,看似比死去

的罹難者幸運些,卻無疑要揹負著更為艱苦的責任:怎樣持續的堅持信念,保證自己不辜負生者的期盼、死者的託付?又怎樣在事件高潮退卻後,面對人生舞台上的孤寂,以及漫漫長路上,必須生活、必須時時柴米油鹽醬醋茶、必須三不五時迎來一雙雙好奇的眼光:喔,你就是那個六四學運領袖喔,那你,現在在幹嘛呢?   而或許,最最艱困的挑戰是,當年決意對付他們的頑固老頭鄧小平固然與世長辭,去見馬克斯了,但他堅持的改革開放路線並未停下腳步,歷經了江澤民、胡錦濤,如今到了「太子黨」的習近平當家,二十幾年來,三代領導人交棒,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掌握政權,完全沒出現六四民運人士曾期待的民主變革,當然更沒垮台。相對的,中國卻已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最被渴望的內需市場,中國的巨變圖像,不僅是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伊始,「摸著石頭過河」時所難以想像,即便六四事件的參與者,若今昔相較,恐怕亦不免要驚嘆:中國何以變化(進步)如此之劇?不但中國沒有崩解,或陷入六四後有一段時期在國際間所瀰漫的一股「中國前途堪憂論」氣氛,反倒是更昂揚、更雄心勃勃的繼續走「中國夢」呢!對六四參與者而言,「中國怎麼辦?」固然仍是關切重心,然而,「自己怎麼辦?」卻尤其是個大問題了,畢竟,每個活著的六四參與者,都得繼續在日常生活裡面對現實,自己的,中國的。   六四事件之後,我親身接觸的民運、學運參與者還算不少,其中不乏代表性人物,有些沉潛向

學,成為學者;有些繼續扮演專業批判者,提供世界觀於中國的祕聞與內幕;有些消失了,消失在日常生活的關注裡,消失於對中國巨大成長的陰影下。吾爾開希的個案,是有點特別。   隨著時光的流逝,伴著中國的壯大,以及我自己不時前往中國的個人閱歷與長期閱讀心得,我尤其會注意這些六四流亡者,他們自身的成長與性情的變化,當然,他們對中國的觀察角度,更會成為我比對現實、比對我自己觀點的一些座標。我必須說,有些六四流亡者確實陷溺於昔日的光環,觀察變得喃喃自語;有些基於西方世界的需求,觀察變得自圓其說;當然也有些,繼續理直氣壯,卻不免脫離了中國當下的現實。   當中國度過六四事件的陰影,一路向上成長時,昔日年輕的六四

鬥士,如何讓自己維持高昂的信念,繼續在漫漫人生路上,保有「與時俱進的成長鬥志」?我始終好奇著。   六四之後,吾爾開希走的路,不管是自己的抉擇,或是命運的安排,都可說是一條頗堪玩味的小徑。他逃亡赴美,完成學業,巧遇台灣女子,變成台灣女婿,定居台灣,成為新台灣人;當時,還是一個年少輕狂的大孩子,如今已進階成為兩個孩子的中年爸爸,連體型都很中年了。唯一不變的,是他持續對家國的關切,持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興趣,只是,「家國」裡有了台灣,「公共事務」裡有了台灣政治。吾爾開希的身分,更多樣了,他的人生圖像也更豐富了。我每每與他相遇,都能充分感覺,他對自己、對周遭事物的熱誠,始終沒變。當然,中國巨變的歷史現

實,他從未逃避亦從未放棄過關切的責任。   做為民運一分子,吾爾開希對中國政治的關注,理所當然。他顯然知道,今日之中國,已非當年他站在天安門前呼喊自由的那個中國,中國富有了、強大了、自信了,但共產黨對自己統治的信心與不安全感,卻與日並進,這實在是極其矛盾的困局。吾爾開希流亡海外的經歷,使他有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中國與共產黨的歷史處境。吾爾開希也因為具有維吾爾族的身份,他又比一般漢人民運者,多了幾分少數族裔的敏感智慧,對思索中國的出路,多添一道「他者」的警醒。尤有甚者,他也是台灣人了,站在台灣這一端,華人民主最前進的基地,他既以「新來者」(既來之)的視角,對台灣民主進程做參與式的觀察批判,亦可以

「安之者」(則安之)的角色,對中國富裕之後,如何民主化的可能性,以台灣經驗做最好的推估與建言。   我理所當然地以為,此時此刻已然中年的吾爾開希,當是他人生最好階段的進行式。他有多重身分,他有多樣視野,他有用不完的熱忱,他有對家國最深沉的愛。雖然他說「希望」二字,對一位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的字眼!但他自己,不就是一路抱持著希望,才能化險為夷,安然於日常生活的險關與單調重覆,成為許多中國人渴望民主、自由的希望之化身嗎?   我希望他快樂的活著,繼續認真思索中國與台灣的未來,「流亡者」最好的命運,是遇見愛,遇見真誠,遇見夢想。也許,這是他此刻才出書的理由吧。 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希望.堅強.

責任.理想.自由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兩點,日本廣島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在經過上午的開幕式後進入正式會程。大會司儀宣佈會議開始後介紹第一位上台的演講者:「天安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我在全場起立鼓掌歡迎聲中走上講台,開始我的發言:「很榮幸受邀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表達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雖然,我更希望站在這裡的不是我,而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我的好友,我的導師」。   我演講的題目是「希望帶來變革」,劉曉波是個富有理想的人,同時又是一個願意抱持希望的人。他在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起訴,宣判當日,在法庭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甚至對中國的監獄以及

司法程式的一步步規範化也表達了讚賞。這是一個對中國的專制抨擊多年,為此第三次身陷囹圄的人,是一個從二十多年前就立志為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而全力以赴、萬死不辭的人,他當然絕對不是一個鄉愿到認為中國的今天有所進步就該受到讚美、收到接納、收到擁護的人;他在最後的陳述中表達對中國在共產黨統治的一點點進步的肯定是在表達希望,是在表達只要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無論你的政治立場為何,都可能因為這點希望而帶來變化,而這些變化最終會給中國帶來我們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以及現代文明。   然而,「希望」這個名詞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   這一天的十七個月之前,二○○九年六月三日,我從台北搭上長榮班機前往澳門。

澳門是我持台灣護照,無需簽證,可以合法進入中國國境的唯一地方。雖然那裡仍然是特別行政區,但這已是我能夠在這一天到達的中國最近的地方。更何況,那裡有中國政府機構,我的計劃是在第二天,「六四」屠殺二十年週年當天,走入中聯辦,向我遇見的第一個中國政府官員大聲宣佈,我是中國政府通緝犯,前來自首,請安排我回到北京受審!   我已在臨行前委託在台北的朋友,在登機後替我發表聲明:   今天是二○○九年六月三日,我是吾爾開希,流亡的中國異議分子。   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血腥鎮壓了發生在北京的民主運動,也就是「六四屠殺」,鎮壓之後,我受中國政府通緝,名列二十一個學生領袖第二名,被迫逃離中國,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   今天,我決定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中國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尋求投案。   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奉行流放民運人士的政策,相當一批異議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流亡者追求回家權力的抗爭從未停止,而中國政府對我們的這扇門則始終緊閉。   我不能回到中國而我的父母又受到中國政府限制出境,其結果,我已二十年未得與家人相見,我和我的父母為此受到極不公平的磨難。這是一個中國政府極其殘酷而無恥的行為,即不符合人類文明基本準則,也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更不符合包括中國憲法在內的各種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公約。   經過多年努力斡旋而沒有結果,我今天決定以投案這樣一種方法爭取回家。   我的投案絕對不應

被理解為我承認自己二十年前的行為是違法和錯誤的,我在此重申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的慘劇,中國政府負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道義、政治及法律責任。我在投案之後,將利用中國法庭這樣一個表達平台,與中國政府對此進行爭論。我希望在二十年後,中國政府在「六四屠殺」這個歷史問題上能夠有新的立場,承認罪行,向全國人民道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向受難者家屬乞求寬恕。   我已於今日下午四點二十分,搭乘長榮BR805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的護照可以免簽證而進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我將於明日,六月四日,國殤日二十週年當天,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辦公室,尋求安排投案及引渡相關事宜。   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 吾爾

開希   流亡二十年不得回國,這是精神酷刑;二十年見不到父母家人,這不僅對我,更對我父母來說,已超過精神酷刑,他們受此折磨只是因為他們的兒子二十年前的言論和行為不見容於中國政府,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無法容忍的野蠻原始的行為。我要以投案自首強烈抗議!我要回家,哪怕這回家意味著牢獄;我要見到日漸年邁的父母,哪怕這見面將是以探監的形式;我要繼續尋求二十年前中國大學生在街頭提出的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哪怕這對話以起訴和答辯的方式進行!   然而,我在澳門機場被扣留,並於第二天被強行遣返回台灣。那天晚上,我在澳門機場的移民局拘留室狹小的房間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時鐘到達十二點,六月四日,二十年了!難道我

們將來都會是在海外紀念這一天嗎?難道我們離中國最近的就是這澳門機場小小的拘留室嗎?   在這一天,「希望」這個概念,離我好遠。   如果說流亡是精神酷刑,那麼流亡中失去返國的希望,則使得這一酷刑變得幾乎一分鐘也無法再承受!   演講結束,我與幾位我極為崇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會晤,並召開記者會,繼續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容忍和傾聽不同的聲音。當晚,我回到廣島王子飯店二十層樓的房間,憑窗遠眺,夜景非常迷人。我看著廣島灣中的燈火,說不定,那移動中的某條貨輪,即將前往中國的上海港?這時突然意識到,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二十一年又四個月--也就是說,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   一股已

經很久不曾感受的巨大的悲傷情緒湧上我的心頭。   很久不曾感受絕不是因為遺忘,流亡是不可能被遺忘的,即使在心情最為愉快的哪一天,比如兒子的出生,那流亡者的感受也從來不會真的消失,那是一種憤怒加上更多是思念的酸楚的複雜情感,每當希望的感覺低落,這感受中就會多出悲傷。但二十年的時間,我們也早已學會承擔起這些複雜的情感,懷著理想,堅定地抱持希望。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堅強」:不需時時想起,也絕不會一夕忘記。學會堅強是每個流亡者的基本功課,學會堅強,就不會常常受到悲傷情緒的衝擊。   在我來到廣島五個月之前,又是六月三日,也是在日本,我試圖從成田機場搭機,經北京前往曼谷。我的計劃是在飛機抵達首

都機場時,再次向中國官員聲明,我是中國的通緝犯,現在中國領土上尋求投案自首。儘管這次我的行程保密到家,機票也是在前兩天才在網路上購得,我在成田機場試圖搭機時,地勤的日本小姐一臉訝異、一臉狐疑地看著螢幕告訴我,這張看來一切沒問題的機票,被中國政府Cancel(撤銷)了。我投案自首的努力再度挫敗。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當天,我在中國大使館門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一躍翻過日本員警圍欄,試圖闖入中國大使館,再次向大使館「自首」尋求引渡回國。我記得那天站在大使館門口的心情,應該比起一年前在澳門更加憤怒、更加悲傷、更加絕望。   日本機動隊五、六個訓練有素的警察在幾秒鐘之內牢牢抓住了我,我再一次離

中國領土幾步之遙而不得其門而入,之後的兩天,我在東京拘留所渡過,在囚室中渡過六四當天似乎要成為我獨有的紀念方式了。而此時的中國除了在天安門廣場一定是非常肅殺,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嚴防民運分子、訪民、藏人或其它受迫害的中國人借這一天國際媒體剩餘不多的對中國人權、政治話題的關注「滋事」,其它地方沉浸在剛剛成功舉辦過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並在風雨飄搖的國際金融風暴中屹立不搖,甚至要扮演頹敗西方的拯救者的角色,當政者是躊躇滿志、志得意滿的嗎?   再過了幾個月,十月八日,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深陷獄中的中國異議分子,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我的好友和導師劉曉波為二○一○年諾貝爾

和平獎得獎人。   兩天後,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找到我,希望在劉曉波繫獄且無法聯絡其妻子劉霞的情況下,邀請我到廣島與會,發出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   當在廣島的兩天,日本以及國際媒體把正在日本參加亞太經合會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菅直人,再加上達賴喇嘛和我的合照並列排出,並提出中國人權與政治改革這個議題時,呼籲釋放劉曉波時,我感受到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走上街頭時所受到的全世界的支持,這種久違的感受使得「希望」這個概念又似乎再度走近了我。   今年,二○一三年,本書出版時,六四紀念日又屆,我們仍然在海外,同時我們學會的堅強和希望也已深植我們的心中。   這希望到底是什麼呢

?除了最終我能夠回到中國,進入中國的一刻親吻久違的土地,擁抱我的父母,祈求他們的原諒,回到天安門廣場向「六四」英靈報告這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努力。這希望總是要具體到能夠讓六四英靈感受到當初為之犧牲的理想實現有日吧?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僅有兩頁,它一定會記載兩件事:兩次世界大戰及之後幾十年的冷戰,也就是反法西斯和反專制,而這兩大戰役都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這就是二十世紀歷史的主軸。二十四年前在柏林牆倒塌,東歐、蘇聯共產黨國家一個個走入歷史的時刻,整個世界因為感受到期盼千年的和平與文明正在降臨而歡欣鼓舞,自由、民主戰勝專制,完成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大學生雖然在八九年走上街頭,啟

動了這場戰役最後一場勝利戰鬥的序曲,卻在這場全世界參與的嘉年華中缺席,全世界也為中國傷痛也扼腕。   「六四」屠殺,令成百上千個家庭破碎,母親悲傷;中國沒有走上民主與自由的路,卻走上了員警統治、權貴專制。「六四」把我這個當初二十一歲的初生之犢變成了經過流亡二十多年的中年人,今天的我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堅定的異議分子堅定的民運人士。我們學會了希望,我們學會了堅強,我們更需思索二十四年前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以血腥的方式收場,把我們造就成為異議分子這件事對我們的意義為何?   我們要謹記另外一個名詞:責任。   我堅信,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在這個時期,專制將褪去,自由與民主即將落地生根,中國

人將面對一個在自身歷史中未曾經歷的轉型過程。而歷史進程剛剛走過的這幾十年,共產黨專制對人性進行了無情的摧毀,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因素在中國一旦誕生即受扼殺,在這些使得對民主以及對於公民意識的呼喚將會是一個嚴峻的課題;此時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都會在中國找到土壤而萌芽,而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需的自由民主價值要怎樣或者說能不能在中國順利誕生?傳統文明中的社會和諧、榮譽、忍讓等精神與現代文明中的個人權利、表現等精神如何找到相容的根基?幾十年共產黨殘暴統治所遺留的社會正義課題如何解答,民族之間的仇恨如何消解?   二十多年來,仍然願意以「天安門一代」以「民運人士」自稱的夥伴們,一直都在思考

。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面對這些嚴峻的題目的方式和角度。我流亡,使我失去回到祖國的自由,卻也宿命般地把我拋向這世界最為自由的地方,我先後在法國、美國和台灣生活,如飢似渴又如魚得水地汲取自由民主的養分。我,在流亡中學會永遠胸懷希望,永遠堅強,永遠牢記責任。而要學會作到這些,必須找到源源不絕的動力,我的動力來源是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自由。 我也是台灣人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結束在美國舊金山的學業之後,搭上華航班機,來到台灣,開始了我自此十幾年的「台灣人」生涯。台灣,對於任何一個大陸人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我童年,文革時期,台灣是寶島,但也是需要去「解放」的寶島。我們那時被灌輸的概念是所有專制國

家同樣簡單的概念,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是最好的,我們的領袖是最偉大的,我們的敵人是最邪惡的,我們的敵人統治下的人民是最不幸的。」後來知道,台灣當年對人民的教育也是一樣,我確信黨年的納粹德國、今天的金氏北韓也都一樣。但當年中國的敵人可不止蔣介石,還有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還有尼克森、卡特;但台灣和美國,和蘇聯還是有不同待遇,台灣是寶島,台灣人民是同胞,台灣有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而我們不需要去愛美國和蘇聯人民,沒有被教育去嚮往洛磯山、伏爾加河。我們每次提到台灣,哪怕是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必定是充滿柔情。台灣,對於中國人一直是一個神秘、美麗、遙遠不可達的童話地方。但當然,除了文革時期赤裸裸的

欺騙宣傳,說是苦難的台灣人民在蔣匪的殘暴統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之外,那段時間關於台灣的資訊極少。我還記得,八○年代初,那是個什麼都在變,越來越開放的時代,連電視新聞也從三十分鐘制式八股,變成六十分鐘相對活潑再加上國際新聞的節目,即使如此,關於台灣的新聞也是絕無僅有。但某一天開始,中央台的新聞聯播結束時的各地天氣預報決定增加了一個城市,叫做台北。當人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聽到「台北」的播報時,應該都是屏氣凝神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十來歲時所看到的那個畫面,那是一個巨大的紅色中國式建築,矗立在半山。多年後,我知道了那是圓山飯店,再多年後,我親身踏足進入了那個富麗堂皇的大廳,甚至在那家飯店住了整整

一個月,至今,那裡的一樓大廳後端氣派非凡的三層步梯後面藏著的一家麵點餐廳,仍然是我在台北最愛去的午餐地點之一。圓山飯店的畫面作為台灣的具象映在我腦中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獲准在大陸上映,應該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吧,我還是個初中生,坐在電影院裡看著當時並不認識的秦漢所飾演的從未聽說過的鄭豐喜的勵志故事,目不轉睛盯著電影畫面帶到的台灣的面貌,台灣人的面貌,故事反而沒那麼注意。台灣,這個過去遙遠、神秘的地方變得真實,而且與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和被要求想像的樣子都不一樣。記得學運期間,接觸到很多國外來的記者,通過這些記者可以瞭解到很多國外的事情。這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十年,但資訊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

,而且被政府嚴格監控。我們宛如透過窗縫看著外面的世界,用想像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畫面重組,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每天可以接觸很多國外來的人,跟他們談到我們關心的事情,這是學運期間我們這些「學運領袖」才有的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殊榮。這些外國記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們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幾位台灣記者,他們也許不像香港記者那麼積極、那麼興奮;但似乎更安穩也更能理解我們的渴望。我還記得在那時認識了後來成為台灣電視媒體紅人的鄭弘儀。這時,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裡的人民比我們幸福得多,但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們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這台灣

人的幸福卻因為我們從小被培養出來的同胞觀念依然存在,而變得那麼直接,可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羨慕甚至嫉妒在裡面吧,算不算是嚮往呢?沒那麼簡單,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瞭解更多卻是絕對的;當然,也會不切實際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到那裡。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以民運人士身分受邀第一次踏上台灣,參訪一個月,從此與這裡結下極深的緣份。之後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灣一個月,有時長達兩三個月,並在美國與一位台灣女生交往,九四年與她結婚,九六年終於決定到這裡生活,從那時至今近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