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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概念與刑法的流變——以食品安全與環境犯罪為中心

為了解決coleman日本限定的問題，作者邱敏婷 這樣論述：

隨著科技的進步，新型態的危險隨之而來，不同於過去危險的判斷較為直觀，現代的新型態危險通常具有高度的複雜性、不確定性，我們將之稱為「風險」，其背後隱藏的巨大損害導致人們欲以刑法手段來解決風險問題，刑法因而產生諸多解釋的變化，由於風險內容模糊使得法益的概念必須有新的理解，並且為了達到預防風險、前置保護法益的目的，刑法也偏向以抽象危險犯來處理風險犯罪，然而當一個大前提——法益沒有清楚定義，連帶著抽象危險犯的適用正當性備受質疑，此外由於風險議題的處理也會與行政法有關，但當刑法的發動標準過於前置，行政法與刑法間的界限該如何釐清也變成問題，在未仔細思考這些質疑就動用刑法下，將可能使刑法走向工具化

、變成一種象徵刑法的概念，僅僅是為了證明政府有所作為、安撫民心，諸如備受矚目的兩大領域——食品安全與環境污染，台灣受到諸如日月光、頂新等重大事件的影響，將相關法條進行修正，諸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刑法第190條之1，然而卻沒有解決上述風險刑法問題而遭受質疑。 即便風險刑法的適用有疑慮存在，其在制裁風險犯罪上仍具有一定效用，此際所需要的只是適當的解釋方向來幫其發揮功能，包括釐清好各個風險領域中所要保護的法益，因在危險判定的標準仍受到法益解釋的限制，即便以抽象危險犯作為手段，刑罰的發動不會過度前置、具有正當性，此外標準的設計也不應等同於行政法所認定的標準，另外，科學證據的認定、行政法

機關與司法機關的合作，也是未來風險刑法關注的議題。最終風險刑法並非僅僅是象徵性的法益保護工具，而是更能適當地運用、制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