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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面前無愛豆？臺港藝人認同爭議事件中的中國網路國族主義

為了解決new era帽子評價的問題，作者楊鎵民 這樣論述：

　　「國家面前無愛豆（偶像）」意指當涉及國家政治問題時，即使是自己喜愛的偶像也得往後退一步。這句近年出現於中國社會的流行語，彰顯了國家利益至上的愛國激情。因此本研究以此現象為研究核心，以臺港藝人認同爭議事件為例，分析中國官方新聞、官方微博帳號與藝人微博帳號的網友評論，進一步歸納出中國網路國族主義的特徵。除此之外，本研究引介文化迴圈理論，從再現、認同、生產、消費、規範五個面向，深入探討臺港中影視產業如何受到國族認同議題的影響，演變為今日的樣貌。研究問題包括中國官方新聞報導、官方微博帳號與藝人微博帳號網友評論再現的「臺獨」與「港獨」想像為何？是否具有差異？總體而言呈現如何的中國網路國族主義特徵？

再者，本研究也試圖拆解受到政治認同影響的兩岸三地影視產業發展的文化迴圈樣貌。　　本研究結合量化的語料庫分析與質化的論述分析，主要研究發現：第一、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強調臺獨不提港獨，彰顯臺港各自與中國在政治、經濟關係的差異，官方試圖建構臺灣與中國的想像共同體，拉攏臺灣民眾；相反的則對於香港藝人認同爭議縮限於雨傘運動是否違法的討論，並區別香港社會為他者。第二、官方微博帳號的貼文影響網友的國族仇恨對象建構，從抵制藝人轉移到其經濟來源（導演、經紀公司、廣告主），封殺藝人在中國發展的可能性，合流於官方意志，彰顯了「官辦激進民族主義」的特徵，然而線上愛國運動也一定程度凸顯出不可控性。第三、在討論網路國族主義

，本研究認為以網際網路為主的數位科技，在建構國族認同上具有三種特性，包括溝通模式的多樣性、國族建構與想像過程的多義性，以及跨國／跨境論述對話的可能性。

從單社到社群：十七世紀Sideia之形成

為了解決new era帽子評價的問題，作者李瑞源 這樣論述：

西拉雅，當代呼聲最高的平埔原住民「族」候選人之一，是經過長期外來殖民力量作用下的歷史產物。回到17世紀時空脈絡，以個別村社自我認同為中心，攻守同盟村社之間互相廝殺獵首，成為常態；時至1640年代中期，荷蘭公司檔案已出現Sideia專有名詞，表明荷治中期村社關係已有區域性橫向連結，一方面投射荷蘭人政治勢力擴展、一方面反映部分土著生計漸趨困窘，使單社突破傳統格局，依循荷蘭人政治、宗教、經濟網絡，尋求新村社認同以共享獵場土地資源。這過程如何發生、單社如何過渡到社群、社群如何被整合暨呈現固定或浮動狀態？是否完全對應20~21世紀西拉雅(Siraya)？以上提問成為本文問題意識。 為掌握

地表環境對人類活動的結構性影響，及17世紀外力統治前臺南平原村社內外部樣貌，亟需借力地質學、考古學、民族學知識，整理史前到原史時代人地關係，目標是建立各社民族誌，做為歷史延續性和觀察文化變遷的一個原點及辨識基準。據此，研究方法上，除歷史文獻學考證外，兼採考古和民族學跨學科應用、民族誌研究和現地田野調查，全面探索從單社到社群的內外部機制。 除序論、結論外，論文分三大部、六章節。第一部「史前到原史時代台南地區的人地關係」，整理考古學、17世紀民族誌等資料，加註民族人類學解釋，先期建立人地關係的歷時脈絡。第二部「主權競賽與荷蘭人統治」，切入荷蘭人對臺江沿岸各村社的主權競爭、村社回應及作戰同盟，

經歷各階段征服過程。第三部「身體政治、認同浮動與重組的Sideia」，探討公司對臺江沿岸村社實行村社視察、土著動員、地方會議、教區劃分、贌社制度、獵場規劃等項政策，成為個別村社尋求外部資源的荷蘭人網絡，促進區域社群互助契機，同時也是村社認同經歷浮動與重組時刻。史料運用方面，主要利用已刊荷蘭VOC檔案，如熱蘭遮城日誌、長官書信集、決議錄等各項文獻，輔以教會檔案和私人著作，這三類資料各有特色，帶出不同層次土著文化評價；為免陷入殖民者或歐洲人觀點，部分內容不時引註民族學論點加以平衡，更貼近土著思維，提供可能性思考。 論文研究成果，首先是民族誌研究：建立新港、灣裏、蕭壠、麻豆社民族誌及比較社會組

成異同，呼應史前時代不同文化人群並存臺南平原，呈現地緣村社「趨同演化」面貌；重寫新港人生命史並針對其社會型態，另闢新說，認為更符合Kuva走婚社會，Kuva和走婚交織各年齡層社會生活圈，一緊一鬆，成為特色，其中婦女墮胎問題，從聚落人口規模推論，應為走婚衍生亂倫禁忌之解套方法。其次，從土著立場探討近代初期歷史：1550年以降中國海寇與荷蘭人先後騷亂黑水溝，臺江沿岸村社激起一連串內外部效應，強烈生存危機令土著有意識地串聯行動，本文以「村社關係」階段化1550~1636年外來者挑戰，突顯土著社會能動性。再者，描繪單社中心到浮動社群過程：荷治中後期，公司透過地方會議、教區劃分架構村社統治階層，助益跨村

社頻繁交流，跨村社關係一旦建立起來，勢將激發多元對象的溝通談判、互助合作機會。荷蘭人儘管政治上對土著採取保護，經濟上卻模擬兩可，促使資源短缺的村社向外尋求奧援，最終引發麻豆社獵場事件，1650年公司依各社狀態制定獵場開放規則，見證村社認同浮動又加以重組過程。最後，Sideia語言對應和意涵：經過比對新港語和Sideia語，發現荷蘭人使用Sideia語，概念上並未超出對新港語的認知與應用，平行移接後者第二、三類語法，推論當於1636~1648年間出現，擁有三個不同層次語言地理分佈—核心區域有新港、麻豆、蕭壠、灣裏社；外圍區域是大目降、大武壠社；浮動邊界為哆囉嘓、諸羅山社。分析語料文獻結果，語出南

路的Sideia，極可能是荷蘭人採用南路人對北方村社群的他者稱呼，特別是大木連社所屬塔加里揚社群，意思為北方、上面，或因早期村社敵對關係下帶有偏見的貶抑描述。 總結而論，Sideia背後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名詞解釋，它承繼新港語被擴大應用的荷蘭人政治、宣教史，以及大員鄰近村社被統治歷程。17世紀Sideia的形成，正面意義是突破單社格局，朝向群體認同互動、開放村社資源，形成更大單元地域社群，儘管社群沒有固定對象，隨荷蘭人政治、宗教涉入程度，產生不同層次組合，這從Sideia語流通「非固定」村社範疇可據以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