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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個女人

為了解決上下舖床框的問題，作者顏敏如 這樣論述：

　　清朝時的海盜、日治時的藝旦，以及光復前後的女子，在時間洪流中互相交織，成為一個一個的我們。 　　◆Story1 / 平姑 　　⊙時間：清朝時期 　　⊙地點：中國東南沿海 　　⊙身份：海盜 　　「航行到日本或更北，到安南或更南，買賣的貨是富貴人家擺設用的美瓷精雕，或是開脾開胃的香料，總之是稀世珍寶。這些種種加上自己的揣想，一天天養大我的企圖。我總把日子追得緊，任何虛耗的時辰都讓人心慌。」 　　作風強悍的平姑跟上了闖蕩江湖的海盜頭子，離開安穩的海灣生活並成為了海盜集團二把手。然而，隨著滿清政策的改變，平姑與丈夫不得不設法度過黑水溝到臺灣謀生。 　　◆Story2 /

玉英 　　⊙時間：日治時期 　　⊙地點：臺北 　　⊙身份：藝旦 　　「台北變了。我看到炸得粉碎的磚牆，石塊、鋼條、木樁、水泥、玻璃片散落一街一地。大招牌砸到地上，電線桿成排倒下，佔據大半路面。行人匆匆去來，店鋪都已關閉。廟埕上連隻鳥也不見影子。還好我的街仍然完整無缺。」 　　醉仙樓的藝旦玉英愛上了客人阿朗，並發現了對方共產黨員與異議份子的身份。隨著戰爭的陰影籠罩與情郎一去不復返，玉英只得離開滿是回憶的故鄉。但她的心，卻從未離開阿朗。 　　◆Story3 / 阿琴 　　⊙時間：光復前後 　　⊙地點：澎湖望安 & 高雄哈瑪星 　　⊙身份：簡樸的婦女 　　「什麼時候我從家裡的小女兒

一下子變成欠了債的大肚女人？為什麼沒有人事先我和商量？也沒有人事後告訴一聲？春美說，黑源和我是上輩子相欠債，這輩子約下來彼此償還。那麼，尪某時常口嘴不合，就是還債方法？」 自幼在澎湖望安長大的養女阿琴，既要適應都市的生活與替嬗的新時代，還得與沒有感情的人成家立業，開始柴米油鹽的辛苦生活。愛女的突然早夭，讓阿琴的生活再次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本書特色 　　◆清朝時的海盜、日治時的藝旦，以及光復前後的女子，在時間洪流中互相交織，成為一個一個的我們。是時代的故事，是女性的故事，也是你我的故事。 　　◇以文字突破時空限制，遊走在想像與現實之間；透過不同時代的三個女人故事，一窺千萬個女人的一生。

故事書：楊富閔(果盒限定)套書(福地福人居+三合院靈光乍現)(獨家簽名版)

為了解決上下舖床框的問題，作者楊富閔 這樣論述：

　　《故事書：福地福人居》 　　千禧年的第一場葬禮多麼福氣，於我性命而言亦是全新的世紀。〈地號：花窯頂〉 　　深冬午後我們披麻戴孝站在花窯頂，幾乎以為視野如果可以夠好，便得以看到曾文溪畔的菅芒草原。千禧年後我就開始走在送葬行伍同時也走在離鄉道途。新墳剛到據說花窯頂立刻枯死兩株酪梨樹。許多事物都從根本開始產生體質變化，我也漸漸發育成人。〈地號：花窯頂〉 　　我看到月臺對岸有一對老夫妻大包小包，後來還跟著兩個小的，小的衝得很快，老夫妻卻走三步停兩步，絕對是累了，我突然有跳下火車的衝動，此時鈴聲大作，列車要準備落南了。〈農暇：落南〉 　　《故事書》是國民作家楊富閔繼《花甲男孩》、《解嚴後

臺灣囝仔心靈小史》以來，再度探討鄉村與家庭，媒體和書寫，自我及世界的全新作品集。兩書得以合而觀之，亦可視作獨立作品，體例特殊，層次井然。   　　《故事書》亦是楊富閔對於創作的自我定錨，篇篇都是生命的註解。全書系一方面嘗試以「地號系列」貫穿兩書；另一方面，號召「大內楊先生十二位」等人物圖像為索引。整合、延伸而出對於山川草木、市鎮興衰、當代人文，乃至於新世紀的複雜思考。   　　《故事書》打破習慣的分輯或者編年手法，讓人事物走出一時一地的制式藩籬，讓文字符號於其自身脈絡舒展流變，讓敘述自行串聯與修復，讓是非因果隨聚隨散，渡入世情的曖昧地帶，讓聽故事和說故事的人彼此接駁、相互應答──全書無不流露楊

富閔致力於發出語言新枝、形式新葉的實驗精神。   　　全書系其一：《故事書：福地福人居》從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場葬禮說起，曾祖母在世紀交替之際歸葬福地花窯頂，這場葬禮多麼福氣，也開啟了楊富閔的新世紀、新生命。全書行文風格極具辨識，無不瀰漫楊式講古的特殊「饋口」。   　　〈收成：青菓市的故事〉栩栩重現青菓市的氣味、聲音、影像，紙箱上的「大內柳丁」、「關廟鳳梨」、「玉井芒果」，是一鄉鎮一物產的水果地理課；〈邊界：一個人的試膽大會〉寫曾祖母入殮那日，執事的土公仔從腳尾飯中拈出熟鴨蛋，阿嬤要給作者食來做膽，讓他面對神明廳的幢幢暗影攏免驚。〈上下文：二十一世紀的動態時報〉以短篇連綴形式，布置嶄新時空架構，

緩緩道來南國少年的地上歲月。   　　《故事書：福地福人居》狀寫南臺灣鄉村的地勢水文，莊稼農暇，個人與果物的世代交替，紀實中有抒情，風景裡見百態。全書布滿出入故事的閘口，處處暗藏隱喻：百葉箱的天啟、榕樹下的俗諺課、窯口的餘燼，無主有主的墳塋，敘事一路爬高落低，終於到達生命紀念園區。讀來盡是作者獨特的敘事風采與語言魅力。 　　編輯熱情推薦：〈花窯頂〉、〈落南〉、〈河床本事〉、〈歲次庚午的鬧熱〉 　　《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 　　我們世居的百年古厝如今正是媽祖廟的大殿，我們的三合院後來成了媽祖地。我們曾經住在媽祖隔壁。〈文體：古厝埕斗的同框敘事〉 　　實則古厝空間充滿各種活用可能，這是一

個適合練習講故事與聽故事的好地方，理想的故事會找到理想的文字，說者聽者在其中取捨、狂想與捏拿，說與聽合而為一，我會繼續摸索、慢慢建立、朝向一些關於文體或者什麼的作品。〈文體：古厝埕斗的同框敘事〉 　　　　　　 　　生命中一場一場的雷陣大雨，總是困我於曾文溪中游山區聚落，我的生命內建了一個關於地形的隱喻，苦雨追趕已是生活的常態：在麻善大橋、在縱貫公路、在四周盡是甘蔗平原的故鄉臺南，在看得見善化糖廠巨大煙囪的溪尾路段，我的身後身前，總有山勢一般湧動的烏雲跟蹤……〈說明：暴雨將至〉 　　《故事書》是國民作家楊富閔繼《花甲男孩》、《解嚴後臺灣囝仔心靈小史》以來，再度探討鄉村與家庭，媒體和書寫，自我及

世界的全新作品集。兩書得以合而觀之，亦可視作獨立作品，體例特殊，層次井然。   　　《故事書》亦是楊富閔對於創作的自我定錨，篇篇都是生命的註解。全書系一方面嘗試以「地號系列」貫穿兩書；另一方面，號召「大內楊先生十二位」等人物圖像為索引。整合、延伸而出對於山川草木、市鎮興衰、當代人文，乃至於新世紀的複雜思考。   　　《故事書》打破習慣的分輯或者編年手法，讓人事物走出一時一地的制式藩籬，讓文字符號於其自身脈絡舒展流變，讓敘述自行串聯與修復，讓是非因果隨聚隨散，渡入世情的曖昧地帶，讓聽故事和說故事的人彼此接駁、相互應答──全書無處不流露楊富閔致力於發出語言新枝、形式新葉的實驗精神。   　　全書系

其一：《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以〈九層塔得勝頭回〉破題，經由人與樹的日暮對話，布置了一個欲晚山村的故事背景，在柚皮蚊香氤氳之中，引領人物、讀者同步進入楊富閔的講古現場：「到處都在放光，照出一處處的舞臺，連月光也在替我打上斯巴賴。」   　　《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一方面狀寫個人與家族的切身記憶：〈儀式：惦惦仔吃〉；出出入入臺灣文史敘述：〈愛文：從小寫起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寫臺南山海的氣候、信仰及其變與不變：〈地號：大西仔尾〉；以及媒介、記憶與人情之間的萬千葛藤：〈有圖：我們之間〉。 　　《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呈現重新理解、詮釋傳統家屋的時空感知，乃至生活與倫理的獨特美學。既是一本過現

未「同框」之書：混搭拼裝中長出井然的紋理，斷牆頹垣中隱約可見恍若有光的神思；《故事書：三合院靈光乍現》更是一帖邀請函，邀請你我身歷其境古厝埕斗的百年故事。同時也是作者對於當前此刻的一次凝神，自我許諾一場朝向未來的文學行動。 　　編輯熱情推薦：〈上下文：鄉村符號生產器〉、〈鬧廳：超高清失散隊伍〉、〈行動中：破布子念珠大賽（搞剛的書寫）〉、〈開地球：自我的索引〉 本書特色     　　★文字作品屢獲改編，金鐘優質戲劇《花甲男孩轉大人》、強檔賀歲國片《花甲大人轉男孩》原著作者楊富閔2018最新概念創作。 　　★《故事書》以地號書寫和人物群像連鎖鄉村少年的日常生活，體例特殊，層次井然，呈現活跳

跳的庶民文化。全書故事接地氣而富有生命力，一篇一篇引領你我光臨臺灣文學的二十一世紀。 　　★國民作家楊富閔在《故事書》中提問，置身當代新媒體的虛擬語境中，一個「寫作者」如何定錨文字的功用、文學的角色？一個「有土地的人」怎樣才能重新腳踏「實」地？ 　　二十一世紀的文學還可以是什麼──「故事書」熱切邀請讀者進入楊富閔的文學鄉村，一起行動，一起再狂想。 　　★《故事書》果盒套書有酪梨、芒果兩款，隨機出貨。 名家推薦 　　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白先勇（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榮退教授，小說家） 　　陳  列（散文家） 　　蔡妃喬（結果娛樂營運長） 　　瞿友寧

（《花甲男孩》電視與電影導演） 　　王德威：「楊富閔是當代臺灣新鄉土寫作的代表人。《故事書》寫故鄉的人，故鄉的事，點點滴滴，實實在在，無不有情。《故事書》也是一個臺灣囝仔追尋文學的真誠告白。從臺南大内到臺中臺北、美西美東，遙遠的路，熾熱的心——《故事書》就是南臺灣版《一位青年藝術家的畫像》。」

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

為了解決上下舖床框的問題，作者林正慧 這樣論述：

華南客家的形塑過程，有一個文化共性的形成時期，之後才有第二階段的客方言群意識覺醒期。約於宋元之際，閩粵贛邊區已形成有共同方言與地域文化的一群人，但當時並未被以「客」名之。明清時期，閩粵贛邊區人口飽合，加上清初遷海復界之後，大量客方言人群向粵東沿海或珠江三角洲一帶流徙，在這些客方言人群外移的邊緣，由於客方言人群的流寓與耕佃身分，加上人數漸增，方音殊異，遂逐漸與當地以廣府方言為主的「本地人」關係緊張，進而在十九世紀以降，頻頻發生「土客衝突」，且在廣府人書寫的志書當中，多被指為「非漢」之種族。發生於十九世紀初以後華南的土客衝突，以及當地土著屢屢以非漢污蔑客方言移民的情形，引起客方言士子加以關注，並

以強調客方言人群乃中原衣冠舊族，方言亦為中原古音的方式為「客」（客方言人群）溯源。在此過程中，恰適西教東傳，於是以客方言地域為傳教重心的巴色會傳教士們也共同參與為「客」溯源的行列，就約在18世紀中葉，中文的「客家」與西文的Hakka有了指涉相同人群的意涵。客方言士子與西方傳教士為「邊緣客域」的客方言人群溯源美名之後，為「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嘉應州）舖好了溫床，到了光緒末年的《嘉應州志》，我們已可看出「中心客區」如何思索由文獻中找出「中心客區」為「客」名所出的各種可能，於是「客家」與宋元文獻中的「客戶」增盛說牽扯上關係，也於是之後許多的「客家」溯源，都免不了要在文獻中找「客」蹤。「客家」

意識回流「中心客區」之後，開始讓由「中心客區」向外離散的客家有了認同的媒介，清末民初客家人士積極參與城市活動與革命建國等行動，逐漸累積政經實力的同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非漢」污衊，更讓「客家」的意識與認同得以抬頭，也讓海內外客屬有了清楚的以方言認同的媒介。然而，就是由於華南的客家形塑，有這個一個由「邊緣客域」回「中心客區」再向外散播的軌跡，因此在軌跡之外的客方言人群，對「客家」的了解與接受則就可能有所不同，即如清代臺灣的客方言人群。臺灣客家的形塑，與華南的客家形塑呈雙軌並行的狀況。且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前面有很長一段時期並不稱為「客家」。就已有的文獻加以了解，清代臺灣漢人的認同模式，就廣東省嘉

應州與福建省汀州府等純客住區的移民，以及福建省漳泉與廣東省潮州府等閩南方言移民而言，常採取跨省的方言認同；而漳州客方言與潮（州府）饒平縣、惠（州府）海豐、陸豐等縣移民，由於原籍地即處於客方言與閩南方言接觸地帶，來臺移民的方言與嘉應州等地移民的方音有別，加上清代臺灣「閩主粵客」的制度性框架，故多採取「省籍認同」，即漳州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閩籍，潮州府饒平縣或惠州府陸豐、海豐等縣客方言人群多認同於粵籍。雖然清代文獻多以行政界線分類人群，但我們仍能從中文文獻的蛛絲馬跡，及十九世紀西人的記述資料中發現，早在康熙末年，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已採取方言認同，自稱「客民」，之後臺灣民間社會逐漸形成「客人」與「

福佬」以方言為界的分類樣態。民間社會以方言分別彼此，與雖官方以行政界線劃分人群不同，但卻實際且持續存在於臺灣的民間社會，且在清代的文獻中若隱若現，終於到了光緒末年修志時，出現了《新竹縣采訪冊》中的「客人（ke-lang=） 論述」。乙未之役後，臺灣島民面臨了一個異族的統治者，這個殖民政府一開始就從西方知識體系中了解臺灣有一群說客方言的人為「哈喀」、「喀家」或「客家」，但之後基於對臺島舊慣的調查，及清代文獻的了解，殖民政府以原先認知的有種族意涵的「客家」，與清代的省籍界線疊合，將臺灣漢人分為廣東人與福建人，且各自對應一種方言，即客方言與閩南方言。此一分類，讓日治時期的人群認同清楚地以方言為界線。

但也可能讓閩籍客方言人群與粵籍閩南方言人群面臨如何自我定位的難題。因此，我們必須了解，1905年以來的臨時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統計的數字顯現的是當時說客方言的人，而1926年的鄉貫調查的標的則是漢移民的原籍地，二種調查的標的不同，統計數字背後各有其特殊意涵，這是日後研究者在使用或解釋數字時，需要特別留意的部分。日治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就這樣從清代的粵人、客人，變成日治的粵族、廣東族。日治期間，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可能會從各種不同管道了解華南有與自己同方言的人叫「客家」，但終日治，「客家」對臺灣的客方言人群而言，尚屬外來詞的概念。從一些日記或檔案資料，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客人在戰後初期面臨了從「客人」到「客

家」的轉折及適應過程。亦即戰後臺灣的客方言人群，不僅經歷了由「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也同時由「廣東人」變成了「客家人」。亦即一直要到戰後，臺灣客方言人群方與中國華南客家採取同一識別標準，自稱為客家人，也開始嫁接起中原南遷的族群歷史。由戰後本省外客家的相處情形來看，多少可以看出方言的認同力量，而初步歸納戰後省內外客家彼此能容易產生族群親親感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是由於所屬方言是特殊，且在臺灣是居於少數的，使得彼此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拉近陌生的距離。其二，許多臺灣客家雖經歷次兩次改朝換代，卻仍保有對原鄉及原鄉宗族的認同觀念，這也是戰後省內外客家容易跨越長期隔離的時間作用，而輕易拉近彼此距離的因素之一

。其三，由於客家在臺灣是相對的少數，自易接納省外的同方言群的成分，尤其，他們舉著客家是中原正統的旗幟而來。戰後以來在臺灣進行的「中原客家」論述，以及外省客家與本省客家的互動，經數十年來，對臺灣及客家的研究皆造成深刻的影響。諸如造成客家誤解的層累堆積、中原客家文化質素的雜揉融合及客家族群處境的劣勢化與客語的隱形化等等。由於中原客家在戰後臺灣的宣揚，其實是鑲嵌在符合國家政策的脈絡底下，於是雖言是中原客家論述，重的是中原，是中國，而非客家，遑論臺灣。此一隱伏的矛盾，日後即成為臺灣客家人意識的發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