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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這樣的法律人：蔡文斌律師的精彩人生

為了解決收養程序要多久的問題，作者蔡文斌 這樣論述：

　　人稱「公道伯」的蔡文斌律師，出身平凡，法律是他一生的志業。年逾耳順之年的他，將從青春歲月開始，盡述他與法律結緣、穿戴法袍，扮演在野法曹──律師三十餘年而不悔的心路歷程。期間，因緣際會投入四大國際社團的服務與發展，成績耀眼，打破多項紀錄；跨足政治，先後擔任修憲國代、考試院考試委員、台南市副市長、319真調會調查委員……，言所當言，為所當為。政黨色彩由藍轉綠，再成為無黨籍，生涯起伏，遍嚐酸甜苦辣。年近半百，榮獲法學博士，課堂講學盛況，每以秒殺稱霸。熱情、執著如他，打開扉頁，蔡文斌即將躍然紙上。

那雙看不見的手

為了解決收養程序要多久的問題，作者楊恩典∕口述．胡幼鳳∕撰文 這樣論述：

　　她雖然沒有雙手，但一直有雙看不見的手在照顧她…… 　　她沒有手，但這一生，因為這樣的缺乏，卻得到更多。 　　★兩個人一雙手的幸福──恩典和先生信義擁抱愛的故事 　　★懂得感恩，懂得分享，才能使幸運與福氣持久…… 　　從一個被丟在豬肉攤上的無臂棄嬰， 　　到成為口足畫家， 　　在生命中，楊恩典不斷的由痛苦中體驗愛， 　　每一步腳印，都讓她走向更多的奇遇。 　　她沒有雙手，卻可以用萬能雙腳做很多事， 　　像抱自己的孩子、畫畫、 　　洗衣、煮飯、化妝、開飛機…… 　　從小到青少年期， 　　她經歷過許多大大小小的矯正手術， 　　但透過有缺陷的身體， 　　她見證了充滿溫暖與愛的世界。 　　范可欽

◎感動推薦 　　雖不見你，觸不到你， 　　但是我知，你正在對我低語。 　　喔主耶穌！喔主耶穌！ 　　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這裡。 　　是你的手，釘痕的手， 　　重新撫慰，我那破碎的心田。 　　是你聲音，溫柔話語， 　　再度填滿我心靈中的飢渴。 　　──台灣原住民詩歌《那雙看不見的手》 　　我沒有手，父親卻為我取名「恩典」， 　　常有人質疑爸爸的智慧， 　　爸爸就跟我說： 　　「上帝給你的恩典夠用啦！ 　　你沒有手，上小學的時候， 　　人家要抬課桌椅、打掃、擦窗戶玻璃， 　　你不用，這不是神的恩典嗎？」 　　說得有理，我雖然是個棄嬰， 　　但是從小上帝給我的恩典就很多， 　　就像爸爸說的： 　　「上

帝的恩典夠用！」 　　★《那雙看不見的手》是台灣原住民詩歌，作者無法考證，只知它由余錦福譯成國語。這首歌旋律優美，詞句動人，是台灣六龜原住民育幼院少年兒童合唱團巡迴演唱的經典名曲。 作者簡介 楊恩典 　　1974年生。 　　國際口足畫藝協會台灣分會之學員。 　　高雄縣私立旗美商工補校商業經營科畢業。 　　目前專事於作畫，並於國內外各教會、學校演講，期將個人成長之心路歷程與青少年朋友分享。 胡幼鳳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畢業，擔任影劇記者二十餘年，曾任民生報影劇文化中心副主任、聯合報綜藝中心副主任，現任聯合報影視中心副主任。

成為公民？ 我國婚姻移民女性政治賦權之發展脈絡

為了解決收養程序要多久的問題，作者張雅雯 這樣論述：

移民浪潮隨著全球化的深化成為普遍的現象。臺灣社會逐年增加的婚姻移民人數意味著社會已有一群相似處境的群體逐漸成形，成為我們政治共同體的一部份。然而，台灣的婚姻移民政策依舊帶著管制思維，移民政策反映了國家對社群成員的想像，國家透過階層化的公民權政策限制了國家不想要的成員，而東南亞配偶和大陸配偶往往處於階層化底端。當國家仍將公民身分視為公民權利的前提下，剝奪了婚姻移民諸多的基本生存權利，使其陷入身份與處境連結的困境，即使取得公民身份，也不保證婚姻移民能獲得實質的公民權利。面對這些管制結構，本研究焦點在這些婚姻移民女性如何透過社團參與成為公民的政治賦權歷程。政治賦權是一種讓社會不利者察覺到本身的處境

、進而發展出相信自己有資格也有能力參與這個政治社群的意識化，以及採取政治參與的權力轉變過程，也是成為公民的過程。以往公民的概念是在國家的框架下被規範設定的，國家透過各種制度限制及資源配置等方式來界定公民的身份與權利。而我國婚姻移民女性做為弱勢的外來者，將透過社團參與來界定移民和國家的關係，也和國家重新協商公民內涵。在這個過程中，她們對公民身份的認知以及行動實踐的過程，呈現政治賦權與否，及呈現的賦權型態必然受到所屬的社團類型，以及社團和國家兩者之間的內外遠近關係所影響。個人會受團體的立場與詮釋的影響，解讀自己和政治體系的關係。而團體的立場又往往受到它和國家的互動關係而形成，使得處於不同團體中的人

們，從意識到行動的政治賦權過程，都可能產生不同的發展型態。故，本研究將從國家的政策、作為中介角色的社會團體，這兩者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個人意識化和政治行動的過程，來探究我國婚姻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發展。首先，本研究發現國家透過制度、資源到社會形象控制的面向，針對不同婚姻移民身份建構了兩套管控體系。當婚姻移民來到台灣便進入了這些結構之中，在移民階層化下，大陸配偶傾向處於制度直接排斥的「制度弱勢」結構，而東南亞配偶雖然可以享有部分公民權，但相對而言傾向處於「社會弱勢」的結構。不同管制體系下，影響了社團組成（如陸籍社團需由台灣人代言）及不同婚姻移民者可能採取個人或集體式的行動策略。再者，扮演中介角色的社

團，一方面社團能為成員提供更多的資訊網絡與資源，另一方面也在篩選資訊和型塑價值給社團成員。因此社團類型以及它和國家的互動關係是「倡議型」抑或「代言型」，將影響成員的政治認知詮釋與行動，形成不同的政治賦權差異。除了國家管控結構的差異、社團和國家互動關係的類型影響著婚姻移民女性的政治賦權情況外，大陸配偶相較外籍配偶所擁有的個人條件優勢，也影響著她們發展出個人式的意識和行動，但較高的個人政治賦權反而阻礙了集體政治賦權的發展，使得即使都是參與倡議型社團的大陸配偶和外籍配偶，也出現政治賦權型態的差異。在不同國家管控體制、社團和國家互動關係下，東南亞配偶及大陸配偶透過社團參與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識和行動

。本研究歸納出四種政治賦權型態，分別為：集體型公民、個體型公民、臣屬型公民、困境型公民。政治賦權發展包含了個人賦權和集體賦權兩種層面。個人賦權涉及到的是個人能力和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而集體賦權則是涉及了個人對社群的認同及集體行動的可能，透過集體行動來打破孤立性，改變原先不利的權力結構。在這個過程中，倡議型的外籍社團和大陸社團分別產生了集體型和個體型的公民。有意識且積極參與集體行動的集體型公民和個人政治賦權高的個體型公民重新詮釋了公民和國家的關係。而國家代理型的外籍社團和大陸社團則分別出現了臣屬型公民和困境型公民，強化了國家的權力結構。臣屬型公民無法將婚姻移民的處境提升為結構性問題，而是支持現有主

從關係的權力結構，並將權利視為國家恩惠，而困境型公民雖然意識到不利的結構處境，但認為個人無法改變權力結構，反而產生行動困境。